三、国家制度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前提假设上受到严格限制：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制度固定不产生成本，信息完全对称，不考虑规模递增，不考虑汇率的影响，以及贸易为自由贸易等。这些都和现实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实际上，政府出台的政策会对经济活动形成很大的影响。例如：一国动植物检疫检验标准(SPS)和技术性检验标准(TBT)的加强可能会使相关贸易遭到很大破坏；政府对出口给予的补贴会提升本国贸易竞争力，却损害了他国的竞争优势；等等。所以，考虑到制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思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的功能不仅是宏观调控，政府活动还会产生成本，因此一国政府的经济制度在市场竞争中尤为关键。具体而言，制度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资本、劳动、技术和市场，从而影响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从国家内部看，制度决定了政府的工作质量、效率和对经济活动自由度的保障，政府行为会影响贸易的具体开展；从国家外部看，目前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遵从统一标准，但一方自身的制度必然在某些方面与WTO形成冲突。制度差异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造成的运行成本直接形成了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内源性制度成本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性质、质量和效果，外源性制度成本则体现为国际贸易中政府政策、法律、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差异。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制度对国际贸易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受到关注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鲁明泓[15]的研究表明，贸易措施、商业管理、法律法规等制度越完善，国际投资流入量越大。张斌涛、杨凤鸣[16]在考察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与制度质量关系时发现，较高的制度质量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提高效应，也有助于促进我国服务业开放。Roelfsema&Zhang[17]使用1980—2004年76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这些国家的外包依赖于其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合约实施环境，制度质量对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作用。Anderson&Marcouiller[18]使用进口需求结构模型的研究发现，不完善的制度会像关税一样限制贸易，政治腐败以及不完善的合同执行也会大大减少国际贸易。潘镇[19]认为，制度的落后使得贸易成本升高，阻碍国际贸易活动。还有研究指出，市场有效性有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政府腐败程度和贸易政策等都会直接影响国际商业活动[20]。崔娜、柳春[21]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时发现，进口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的出口效率和贸易不确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倾向于选择政府效率高、民主程度高、法律规则规范的国家进行出口。吴丹[22]在研究制度因素与东亚双边贸易的过程中发现，银行与金融、政府干预、产权、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质量有重要影响，因此提高政府干预质量并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高效的司法体系应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未来的政策取向。蔡洁[23]也认为，我国应该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加强对制度差异的协调，以减少与贸易伙伴间的摩擦。
根据以往文献可知，对贸易摩擦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对内经济政策以及法律质量四个方面，与此相对应，我们分别对政府规模自由度、国际贸易自由度、管理限制以及法律法规治理水平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一)政府规模自由度
政府规模自由度反映的是国家政策对资源、货物和服务分配过程的依赖程度，体现的是政府的决策影响力，可以通过政府开支占所有消费的份额、政府的资产转移和补贴占GDP的份额、国家利用私人投资和私有企业调控资源的程度、最高边际税率等来衡量。政府规模自由度越高，说明国家越遵从于国民个人决策和市场，而不倾向于政治决策；反之，则说明一国政府的决策在国家经济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利用1995—2017年全球58个国家的数据，我们在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流量和加入WTO的时间等因素后发现，政府规模自由度、国际贸易自由度、管理限制和法律法规治理水平这4个因素显著影响了贸易摩擦①。当政府规模自由度越大，即政府规模越小时，其贸易摩擦越严重；政府规模较大的国家遭遇的贸易摩擦反而越少。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学术界认为政府部门代表低效率，低政府分配效率[24]、低市场效率[25]以及高赋税[26]会抑制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实践中，随着国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政府规模不但没有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声音中缩小，反而明显扩大。Rodrik[27]曾分析了这一现象并指出，政府规模之所以在贸易增长时同步扩张，主要是因为政府规模的扩张有助于降低贸易风险。随着国家进入国际市场，一国经济会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巨大冲击，并因此遭受较大的贸易风险。然而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受损部门进行补偿，从而帮助贸易企业抵御国际市场的风浪，保证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内经济局面的持续稳定，进而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可见，政府的这种补偿效应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化解贸易摩擦的作用。换言之，政府规模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安全网的角色，使得国家有更强的能力内部消化部分贸易风险和损失，从而减少贸易摩擦。
(二)国际贸易自由度
国际贸易自由度体现的是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制度约束和限制措施，例如关税、配额、隐性的行政约束、对汇率和资本移动的控制等，主要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市场中自由交换的程度。具体而言，国际贸易自由度较高，说明该国具有低关税、相对简单的清关手续、高效的海关管理、自由转换的货币、较少的物质资源及人才资本的转移控制等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条件，这显然会减少贸易摩擦。从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来看，正是一国对贸易的不合理或过多的限制措施导致了国家间的贸易纠纷。较高的关税、配额、行政约束和对汇率的控制等，直接阻碍了他国的贸易获利，引起贸易冲突。相反，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就会减少国家遭受的贸易摩擦。例如，2011年10月18日，德国SolarWorld美国分公司联合6家生产商向美国商务部正式提出针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申请，称中国光伏企业向美国市场非法倾销光伏电池，并且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供应链补贴、设置贸易壁垒。随后欧美对中国光伏企业展开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并最终作出裁决向中国企业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此次贸易摩擦使中国光伏产业进入了严冬期，对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自由度与贸易摩擦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