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区域货币篮子体系下亚洲的汇率合作(2)

　　其中Rt为向量矩阵（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个4*4矩阵，Ф0是常数矩阵，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货币（usd，eur，amu）在各国隐含货币篮子（EAi）中的相对权重。 
　　本文数据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义汇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为计价货币。双边汇率数据来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数据来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结构变动检验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结构变动模型（Bai&Perron，1998，2003）内生估计亚洲各国汇率制度发生变动的时点。使用完全结构变动模型，考虑如下回归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为因变量，zt（q*1）为协变量矩阵，δj（j=1，…，m+1）是相对应的系数矩阵，ut为误差项，Tj为断点处，得到结构变动检验结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亚洲国家货币汇率分别在Sequential检验、LWZ检验和BIC检验下存在的断点个数；TiS、TiL，B（i=1，2，3，4，5）分别给出了Sequential检验下和LWZ检验、BIC检验下第i个断点出现的时期。　检测发现大多数国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别存在断点。2006年的断点可能与中国政府宣布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制度有关，而2010年左右的断点可能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平息后亚洲国家汇率调整有关。根据断点情况，本文将样本期分为三个子区间：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进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对汇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阶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据AIC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所有国家在第一期滞后阶数为1，在后两期滞后阶数为3。VAR结果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下面建立SVAR模型。为使货币篮子中各货币结构冲击正规化为1，假设各亚洲货币面临自身冲击时的脉冲响应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顺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设美元和欧元不受同时期AMU的冲击。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给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表中数据是12个月的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结构性冲击分别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变动的贡献率。 
　　首先观察第一个时期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amu的贡献率比较低（除印尼和韩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分别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国家内在货币篮子中主要的锚货币。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多亚洲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其中措施之一是放弃严格盯住美元。然而，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在危机平息之后，这些国家重新对美元实行软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认为亚洲国家回归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实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国际贸易，又有助于锚定区域内和国内价格水平。 
　　第二时期的估计结果发生很大变化。amu汇率波动对亚洲货币汇率方差的解释能力都高于10%，总体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amu冲击的贡献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的份额。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amu的份额较为稳定，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证据表明亚洲货币正从事实上盯住美元开始转向盯住货币篮子，并且这一篮子中亚洲货币和欧元的比重不断变大。虽然亚洲国家货币汇率波动绝大部分仍然由美元汇率波动造成，2006年起各国逐渐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时期，所有国家（除了印度尼西亚）的美元贡献度都有所降低，菲律宾和韩国约下降了40%，马来西亚约下降了30%，新加坡约下降了20%，泰国约下降了10%。这一阶段货币篮子中三种货币的表现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这一时期前段，正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官方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开始发挥实际效力的阶段。区域内各国受到网络外部性的影响，将会总体上呈现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这一时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危机持续影响时期。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驱使各亚洲国家调整汇率安排，积极处理危机对国内货币体系和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