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远的未来，会聚技术不仅能创造出新的产业、新的市场、新的生活、新的文化，而且通过自身的不断进步成为满足已知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需求的基础。会聚技术群的纳米生物物理方向将直接取代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人体及器官对外界突变的感知能力将变得更加敏锐。老龄人群将因技术进步普遍改善体能与认知上的衰退。人与人之间产生包括“脑—脑”交流在内的高效通讯手段以及社会群体合作的效能将会极大的提高，大脑的潜力将被激发出来；人的悟性、效率、创造性及准确性将大大提高。从更长远的视野看，这意味着天才可以通过生物物理方法直接制造，生物体的智力可以人为加速改变。这将产生因为拥有科技的不平等，直接导致智力上的不平等，出现人群的根本性分化和巨大落差。一句话，要保持社会的竞争力就必须发展以会聚技术为先导的科技，提高民族或区域的科技创新势力和潜力。
2 科技资源构成现状与国际化的巨大风险
科技资源是从事科技活动的人、纳入科技运行的资金和实物以及科技信息等资源的统称。人是实践着的能动主体，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决定着创新源的生长及其变迁。文化环境不仅影响实施创新的行为主体的选择方向，而且作为一种既定的前提性因素，影响着实施创新主体的行为方式、科技资源配置格局以及科技创新的全过程。任何环境都具有一定的“承载量”，虽然制度性安排对一个区域、一个科研组织的整体“命运”具有边界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有利于创新。以下，试以在中国长期位居老二的、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科技“重镇”——上海为例说明之。
2. 1 科技财力投入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科技财力投入状况仍然是影响一个国家、区域科技人才资源分享能力的重要因素。科学家和工程师虽然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国界的。对财富的所有和支配权作为其工作和生活保障，作为工作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形式，合理的补偿或回报是对其工作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肯定方式。自1995年以来，上海在科技投入方面迅速增长了1倍多。其中，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和科委管理部分投入上升基本一致。2000年以后，R&D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1.78％，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2.03％，首次突破了2.0％大关。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年均1.25％增长速度，到2010年仅能达到2.78％的水平。这主要依靠基本处于劣势的非涉外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来补充，显然存在一定困难。在当今世界，日本已经达到3.0％，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区域到2010年都把目标定位在3.0％的情况下，即使保持增长速率不变，仍存在很大距离。因此，虽然科技物质投入在增长，但是在开放的、竞争日趋剧烈的国际环境下，在物质条件和基本生存保障这个诱致人才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方面，上海仍然处于劣势。
2. 2 科技人力资源
人才的流动，是由于区域发展的综合优劣相比较所决定的。在发展机遇方面，人才对专业本身的忠实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对政治和地理区域的忠实程度。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削弱并趋于解体以来，人才在世界市场上的流动和配置的整体方向历来与当地的学术水平和文化传统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产业革命中心的转移、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区域创新联合体基础和核心的工业实验室和(或)研发中心分布密度的转移，都与人才寻求发展机遇存在直接联系。在这方面，上海在国内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是，由于受传统思维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制约，至少直属中央或国家部委管辖的教育和科研等公共机构的科技人员，由于区域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巨大落差，他们很少从这种区位优势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