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王与哲学王
中西哲人面临时代问题，提出了不同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为孟子构建起以圣王为核心以教化为手段的王权主义社会，柏拉图则主张具有知识性的哲学王统治城邦已解决城邦危机。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思想文化也由神性向理性转变，“‘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题。”[4]通读《孟子》，我们可以了解孟子所推崇的古代圣王无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万章》所见尧因舜具有至德让位于舜德和“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等都是例证，与此同时这种由圣而王正是儒家所秉承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路线。孟子所主张的圣王一体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有德之人与王往往是相分的，而不是圣王一体化，面对该问题孟子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圣王一体化，其一是实行禅让制，让位给有德的圣人，其二是让统治者成为有德之人，实行仁政，显然孟子是主张后者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宣传仁政的现实活动中得知，孟子之所以放弃禅让制这与其经历的“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而致使燕国大乱”有着密切关系。柏拉图所阐述的哲学王亦有这两种途径，然而由于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因此柏拉图较倾向于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通过对比中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所建构的是一种王权社会，而非民主制度，是一种人治社会。孟子之所以采取王权社会的政体构建，显然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问题往往是聚讼不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认为中西方国家产生的路径不同，因此也对其所处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我们赞同恩格斯指出的一种国家形成的道路，即由氏族共同体管理职能发展成为对社会的统治，在此我们比较赞同“治水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特殊路径，致使后来集权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影响后世，这正是孟子提出王权主义的政体历史根源。而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则是在融合了当时希腊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创见。由此可知无论是孟子圣王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都与其所处时代思想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因时代要求而有所更新。孟子所推崇的圣王与柏拉图所建构的知识性的哲学王是截然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中西文明形成的路径不同致使的，同时也影响了以后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数。
三、道德教化与城邦法律
中西哲人在论及社会秩序的运作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子主张的是圣王实行仁政以教化百姓的“先知觉后知”圣王贤臣亦是先知者，孟子所构建的官僚体系同样也是具有德性的，而非柏拉图所谓的专门知识性的专业官僚。柏拉图开始主张由哲学家来当国王，进行人治，但是在政治实践的失败挫折使他逐渐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篇》中指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5]此外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5]由此可见，柏拉图十分重视法律在城邦秩序维护中的重要地位。曾有学者认为，西方希腊文明重视法律与他们的海洋商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不在探讨，只是作为孟子政治思想的参考系，以突显孟子政治思想中的德性教化。那么孟子为什么会产生以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呢？我们认为这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孟子的“性善说”推导出德性教化，以及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手段，如果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利用外在的法律手段去制约人的行为。俞吾金认为“性善论本身蕴含的就是单纯的道德维度，因为善恶问题通常是在道德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一观念自身就隐含着对法律理念的排斥。”[6]此外历史传统也为孟子道德教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孟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是礼乐传统，礼乐传统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法律的强制作用，因此孟子的圣王教化的思想依然是延续早期礼乐传统的道德教化。
四、结语
孟子与柏拉图同处轴心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两位先贤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境，却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思想，这显然是其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通过比较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文明即前轴心时代文明对轴心时代文明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和文化气质铸造了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与此同时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代写论文Dylw.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