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的概念，恰好体现了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它表明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吸收。邓小平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指出要尽快改变落后的现状，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民主制度方面，他也强调了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权利制约与监督、干部使用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其二，这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只有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以上价值目标，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理直气壮地接过“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大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沿用资本主义旧有的概念绝非是简单重复，而是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变革与巨大超越。其三，这表明概念相同却可以包含完全不同的内容，照样可以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本质区别。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其四，这表明这两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在许多相同概念方面存在差别，更重要的是其概念背后的本质区别，要透过核心价值观的语言表象看清其背后的实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绝非表面上所高唱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口号，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剥削本性所决定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实质，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既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又维护集体整体利益。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3]337，他反复强调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发挥集体主义的整体优势。
疑惑之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划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界限？
首先，我们应该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与宣传。那种因为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产生忽略、淡化甚至否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想法，是极为片面的。邓小平就强调过，我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我们还有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还有一些共同语言。邓小平确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力推改革开放举措，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习近平特别注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强调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作了科学界定，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4]。习近平的这一重要结论，对于我们处理好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融入世界大舞台，提供了重要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也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如“公平、民主、自由”就是两者的相通内容。但是，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所界定的范围也不同，所以两者在内容上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和价值追求，把“和平、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是非常恰当的。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和平、发展”的内容，但是在功能上肯定体现了“和平、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有益成果，反过来又以自己对全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推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升华与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虽然我们说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但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现形式、存在方式与实现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任何事物都是包含共性与个性的具体事物，不存在没有个性特点的抽象的事物。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具体的、现实的方式存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的错误之处是宣扬抽象的人性论和价值观，抹杀不同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尤其是阶级社会价值观的阶级差异，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打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幌子来推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把本来是属于自己核心价值观的东西冒充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企图用“普世价值观”来掩盖其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阶级本性，是借用“普世价值观”来推行和平演变政治阴谋的一种外交手段。西方“普世价值观”是一种有意地只看共性而掩盖个性的带有政治阴谋的错误价值观，是一种强盗逻辑。
二、邓小平理论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的精神动力
考察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是，毕竟作为理想状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不能完全成为现实，现实社会的道德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能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比，更多的还是许多人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问题。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吸收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心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从根源上说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表现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方面，邓小平均有深刻的论述，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试论邓小平制度自信》一文作了全面阐述，这里无须赘述[5]。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最为重要的是制度自信。我们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就在于公有制生产关系从平等的社会关系方面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保障了生产成果被劳动者共同享有，铲除了最不公平的剥削现象，实现了真正的公平与自由。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得到充分发挥。只要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给自己带来的各项好处，且远远好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心就会与日俱增、牢不可破。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2]204对于不相信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行为，光靠强制性的力量是很难彻底清除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事实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