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与李商隐诗歌英译的多元阐释(4)

　　2. 译者的创造性。诗歌翻译并非机械地把一首诗转换成它在译语中的对应物，因为译语中不可能存在一个与源语文本绝对对等的文本。译者是原文的读者和阐释者，某种意义上也是译语中的作者，应该发挥其创造性，用译语对源语的信息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这些信息包括语义、句法和语用(即内容、形式和风格)以及相应的文化信息；所进行创造的材料不仅是译语，还包括原文本蕴涵的各种美学信息。
　　李商隐的《锦瑟》在汉语语境中有“爱情说”、“悼亡说”、“讽喻说”等多种阐释，因此，很难用译语再现其全部内涵，许渊冲翻译这首诗时仅取其一解：温情如梦，似水流年，诗人当年浑然不觉，如今锦瑟乐起，一切已成追忆，心中一片怅然。雪莱有一首讴歌爱情的诗作Music，When Soft Voices Die，作品蕴涵着诚挚的情感与深刻的哲理，许渊冲创造性地仿译《锦瑟》，同样情真意切，显然切合了英美读者对这首诗的文化认同心理：
　　(7) Music，when amorous king dies，
　　Vibrates in the cuckoo’s cries.
　　Odours，when butterfly’s away，
　　Live in the Poet’s dream by day.
　　Impearled tears，when the mermaid’s dead，
　　For the beloved are shed.
　　My thought of you，when you are gone，
　　Dream like love shall slumber on[12].
　　许译没有依照原诗字随句摹，创造性翻译之处较多；然而，译文抓住了核心语义，结构齐整，音韵优美，在语义方面损失不大的前提下取得了艺术效果的对等。可见，好的译文与原文“和”而不同，平庸的译文与原文同而不“和”；诗歌译者并非被动、机械地接受并投射原文的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解码编码过程之中，其创造性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渊冲以其丰硕的翻译成果证明舍语义上的对等而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郑海凌也首创“和谐论”，指出遇到“不可译”或者抗译性较强之处，“译者需采取变通手法即创造性手段，在形式或内容上可能会少许背离原作，但在整体上求得和谐，这就是‘得意忘言’，‘不失本不成其为翻译’的道理”[13]。有趣的是，许先生1987年就曾译过此诗，译文如下：
　　(8) Why should the zither sad have fifty strings?
　　Each string，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prings：
　　Dim morning dream to be a butterfly；
　　Amorous heart poured out in cuckoo’s cry.
　　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
　　From sunburnt emerald watch vapor rise!
　　Such feeling cannot be recalled again；
　　It seemed long 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7]317.
　　对西方读者而言，“庄生”、“望帝”这类意象必须进行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补偿，否则译犹不译，然而这样直译加注的译文难免有拖沓之嫌，除专家学者之外，好之者寡。许译对诗中特有的文化意象作了浅化处理，保留原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意境，因为朦胧正是一种接近真理的境界，这种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反而彰显原作诗意。现象学认为，译者通过艺术(再)创造让读者“看到”原文本艺术境界的“本来面目”[14]。
　　研读不同译品，时常感受到译者独特的艺术风格。许渊冲的译作注重音韵与诗意之传译，个人色彩彰显。孙大雨的译文多用“thee”、“thy”、“thou”等古英语词汇，仿佛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正在踱步吟诗。汉学家Hebert Giles、Witter Bynner的译作自然倾向于译语读者，然而归化策略有可能消弭文化差异，使人误以为读到的不是译诗，而是原创的诗作。中外合译者(杨宪益及其夫人Gladys，张廷琛和Wilson，王守义和Neville)或外籍华人学者(如刘若愚)则将汉英两种文化考虑在内，兼顾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与审美习惯，相对而言，能更好地阐释原作并创造性地再现其神韵。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这些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译者的诗学风格在译文中留下痕迹，也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积极再创造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