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与伍尔夫的女性问题比较研究(3)

　　三、伍尔夫的女人观
　　伍尔夫痛恨传统对女人的偏见,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关于女人的书多是毫无价值。“它们是借着情绪的红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写出来的。”(“关于女人的书”)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诗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夺目,女人历来就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女人而已。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维敏捷,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先读历史,再读诗歌,有两者拼凑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怪物——她是长者鹰翅的蠕虫,即是生命的象征,美的精灵,又是厨房里的一块待剁的板油。(“书里的两种女人”)伍尔夫极力批判了一种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结”,这是男人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总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说,总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就是这种情结,极大地妨碍着女人的行动。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勃朗宁先生如是说”)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女人和男人的关系也全都由男人来解释,透过男人鼻子上戴有性偏见的黑色眼镜或玫瑰色眼镜看是极不真实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历代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总显得那么奇特——不是没得惊人,就是丑的可怕;不是善的像天使,就是恶的像魔鬼——因为她们只是男人眼里的女人,她们的美丑和善恶,完全是根据他们的爱情成败而定的。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所以,女性只能写小说,不是诗人,因其性别而常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猵狭的缺憾。在女性小说中,我们常能感受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心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是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这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这也要求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女性小说家和她的作品。现代女性还会遇到语言问题,现有的语言对她们来说并不适用,因为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所以女性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女性的意愿,甚至压垮她的思想。另外,女性还面临着传统价值观的挑战。生活中的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都是男性,社会的一系列价值秩序由男性制定的,这种男性价值观一直主导着社会生活和艺术创作。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如果她们有不同的见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责,所以她们很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19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到了20世纪,这种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了,她们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关注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惟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