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白色革命”的税收警示(4)

　　在瞬间取得的经济成果面前，巴列维忘乎所以，个人意志不断膨胀，其底气就来自于经济超速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剧增。因此，根本看不见广大民众的疾苦，听不见广大民众的呼声，更不会反思其独裁专制制度本身的非人道、非人权、不公正，非自由本性，无法理解广大民众的维权要求，眼中只有伊朗总体国力增强的幻象。所以，就把知识界疏离他反对他的原因归结为——“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22]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23]结果，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危机也越来越深，用胡韦达的话说，“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24]而这一必然的命运，只有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有所洞察：“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25]遗憾的是，维利埃只说对了一半。 
　　毋庸讳言，“税权”的高度集中与独裁，天然地充满君主个人的主观性意志特色，不论其征税还是用税，都无法摆脱这一“魔咒”的左右。而且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得接受“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惩罚。“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几乎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26]在这种独裁专制的高压政体下，几乎所有来自底层的利益表达之声，都被体制性地屏蔽掉了，任何反映广大纳税人需求意愿的声音都会被淹没。结果，财税越来越背离其终极目的，背离广大纳税人的真实意愿。同时，“税权”的合法性也日益减少，基础开始松动，进而危及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基础。 
　　其实，这是一切专制体制者，都迟早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对此，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指出，根源就在于“白色革命”从一开始就拒绝民主，是一种跛脚的社会变革。他说：“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一九七0──一九七二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27] 在巴列维看来，只要牢牢抓住了权力，任何人都无法撼动他。于是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独裁者，就在政治变革上无所作为。经济改革的火箭已经跑到月球上去了，政治改革还停留在设计图纸之中。他不相信两者互为依存的关系，他相信人民吃饱了饭、过上了好日子就应该感谢他。“在我们国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28] 他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29] 
　　警示之二：“税权”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 
　　“税权”的终极目的，也是一切权力的终极目的。人们为什么要同意和让渡自己的权力，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以免承受巨大的伤害。不可否认，让渡权力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束缚。但是，假如人人都不愿让渡自己的权力，或许失去的更多。因此，人们让渡他们自己的权力，承受一定的风险，其实是一种“害之中求其小”的“不得不”的选择。因此，选择让渡自己的权力和建立政府以及各种制度，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恶”的选择。而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无不是为了他们个人自己的利益，而每个人自己的利益就等于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无疑就是一切权力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创建一切制度的终极目的，包括“税权”的终极目的，税制的终极目的，“税改”的终极目的。这样，一切制度，包括税制、“税改”的优劣判定，就只能看其对这一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的符合程度了。或者说，一切革命或者改革，以及“税改”等等，如果顺应这一终极目的，就可能走在文明的大道之上；反之，则会背离文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