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民心的变化：从财政资金流向(2)

　　二、政策调整
　　以上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从1979年到2002年的23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2i.这么大的经济体能连续这么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跨越十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人均7972元，超过了当年邓小平设定的人均八百美元的小康标准。[3]为什么在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会出现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呢？机械地坚持“效率优先”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错，邓小平曾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他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4]他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5]到90年代末期，出乱子的迹像越来越多。它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顾”只是说说而已，则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些实质内容。
　　从财政资金的流向看，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已经跨出了两大步，在新班子的领导下正在迈出第三大步。
　　1.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
　　第一步是增大了中央政府对各省、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1993年以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各省财政收支的自主性很强。这种体制对东南沿海省份十分有利，因为它们的财政资源相对比较充裕，自主性强意味着它们不必与别省分享来自本地的税收。但中西部省份的财政资源贫乏，没有外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它们难以为本地居民提供像沿海省份那样的公共服务，更没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样拓建基础设施、投资产业项目。财政包干制的一个后果是地区差距日益扩大。更让中央政府担心的是，随着“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滑，它对全局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基于这种担心，中央政府在1994年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将包干制改为分税制。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两个比重”连续15年的下滑趋势，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为它加大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央对各省的转移支付近年来出现过两次跳跃，一次是1994年，另一次是1999年。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跳跃是虚跳。1994年那一跳表面上使转移支付增加了2000亿元，但其绝大部分是“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
　　1993年，为了说服这些省份接受分税制，中央政府作出承诺，将自己日后每年多收的税款返还给各省一部分，确保各省在实行分税制后的财政收入不会低于以前的水平。换句话说，税收返还是中央的义务，不能不还。而各省税收返还的数额与它们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扣除税收返还，其它转移支付在1994-1997年间只是些许增加，规模十分有限。1999年以后的跳跃却不同，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相对于1998年，到2002年，中央对各省的税收返还的总额增加了不过一千亿，但在同一时期其它转移支付猛增了四千亿。
　　1999年成为转折点，显然与当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进行“西部大开发”是相关联的。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扶助的重点是中西部比较贫困的省份。比较各省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情况，我们发现，后者的差异系数比前者的差异系数要小很多。这说明，富省的人均财政收入比穷省的人均财政收入要高出很大一截，但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别却没有那么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央对穷省转移支付的力度比对富省要大得多。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些年里，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不断扩大，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系数却在1997年后显示出收缩的趋势。这证明，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对中西部省份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2003年预算中，中央对各省的转移支付会在2002年的基础上再增加600亿元，这表明新班子应该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