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障他们的后半生?(2)

    没有工伤保险,意味着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就要企业承担赔付的责任,但这种赔付率比起工伤保险的赔付率来说,则低了很多,而且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在当前这个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会尽可能的逃避工伤责任。据统计,2002年,全国因工伤问题引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占劳动保障系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59%,在一些地区甚至高达70%。即使企业选择了良知,愿意承担责任也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雇主一定要赔得起,倘若他实实在在赔不起,也只能一走了之。对于农民工来说,无论是那一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拿不到该得的赔偿,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当我们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时,不要忘记只有不到4%的农民工才有工伤保险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对这一群体是不公平的。
    新政策的推行为广大的农民工参保带来曙光。但是,无论经办机构人员数量,还是运作机制都还不适应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把新政策落到实处,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今年6月,劳动保障部出台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其后,7月29日,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这个即将在9月1日实行的新政,打破了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属地管辖权的局限,将外地注册的在京施工企业纳入北京社保体系,从政策层面上消除了京外注册企业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障碍。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石瑛处长认为,这项政策明确了劳动部门是农民工工伤认定和待遇支付的职能部门,从此,农民工受了工伤之后,有一个投诉的部门,这对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来说是很有利的。
    但是仅有投诉部门是不够的,因为,新政策不能消除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的难点问题。据记者了解,对于基层的工伤认定部门来说,最难办的并不是认定工伤,而是确认劳动关系。XX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分管工伤保险的王允才认为:“这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和企业关系的证据,有的甚至连受雇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出了事故之后,调查取证比较困难。我们想帮他们的忙,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他还向记者介绍到,很多农民工不仅没有工资条,而且工友们担心单位报复也不愿意作证。有的企业老板发生工伤后怕担责任,就写别人名字来替工伤者看病。医院有时也难辨真假,而伤者认为有人给出钱看病也就算了,但是当这些人脱离危险期后,企业就不管了。当认定工伤取证的时候到医院一看,原来病例是别人的,老板从中做了手脚,伤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因素都给工伤认定带来很大的难度。
    记者见到王允才的时候,他刚从北京市建筑管理中心回来。就在前一天,四川籍民工李云福的女儿李荣为其父申请工伤认定。2004年7月20日下午六时许,李云福在泰兴中兴建筑有限公司的18里店南桥观筑楼盘工地干活,感到头疼,送天坛医院,确诊为脑室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这类单位不让报,个人来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是难度最大的。我们要先确定有没有这家施工单位,再确定施工单位和农民工之间有没有劳动关系,你知道我们劳动部门没有什么执法力度,这些施工单位也不太配合我们。这不,我刚查到了泰兴中兴公司的电话,先给他们打个电话要他们的负责人过来,不过,根据经验他们一般是不会来的,我还得抽空亲自去工地找。”老王说。
    记者还了解到,在XX这个有七八十万职工的大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分管工伤保险的只有老王一个人。因为工伤部门总被告上法庭,所以除日常的工伤认定之外,写答辩书也牵扯了老王大量的精力,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才从仲裁调过来了一个小王。截至今年6月底,XX区已经认定了683例工伤。记者想,如此大的工作量,就老王和小王两个人的编制是不是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