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既有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与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成本增加等有关。
有人把这种循环归结为中国农民市场意识差。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组织化和保障程度普遍较低的现实下,农民的收益风险完全暴露在市场之下。农民对市场波动的感知也往往比城市居民更早、更深切,杀猪减产恐怕就是农民对“养猪不赚钱”本能的反应。
“调节”的关键在于,调控目标不应局限于价格的一时涨落,而应着眼于营造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理顺农产品的价格链条。否则,只会进一步扭曲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多了多了少了少”的现象重演。关于这一点,温总理说得很明确:“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只有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猪出栏增加了,猪肉价格才能稳定下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才会更加有效和持久。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连动更加密切。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从“城里人”的角度出发,而要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予以推动。s("conten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