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按照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国家必须要运用法权，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促使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实现以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就必须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有序的分配与再分配。财政要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分配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国民收入的使用效益等方面发挥作用，就必须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都要进行管理。现在的核算体系，没法使价值与使用价值对应起来，加大了财政管理的难度。在这种核算体系下，有人认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财力正在减少。这是对财政工作的误解。首先，GDP这个指标有很多重复计算的成分， 用这个指标来衡量财政的职能，本身就不准确。其次，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也不等于财政职能的减少。我们讲财政要对整个再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并不是讲要统统包起来，全部收上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对社会总产品必须进行六项扣除，不仅仅是财政直接分配，还包括了信贷、价格等间接分配。 现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减少，是直接分配和间接分配比例的调整，是间接分配多了，直接分配少了。如拨改贷，就拿出去了一大块应由财政直接分配的资金。我们把目光停留在财政收上来的资金上，在不知道蛋糕有多大的情况下去进行切割，永远会感到财政资金不足。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去考虑我们的财政问题，从组织（近期和长期的）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为基点，明确财政在再生产过程中有中介地位，以发展经济、做好做大蛋糕的基础研究财政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
当然，我们的财政工作中的确存在着很多缺陷，特别是在预算管理上，一度重收入而轻支出。财政部近期进行的改革，就是从支出管理入手，规范财政支出的范围，调整支出管理的方法，改进支出管理的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财政部的机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这次改革，抓住了财政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十分重要。但如何在改革中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还值得好好研究。我认为，必须对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要求进行界定。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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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与此相适应，财政安排了几千亿资金，搞西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大家认为这就是公共财政或公共产品。我认为不够全面。西部大开发，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性的决策，财政对西部的投资，不仅仅是建几条铁路、公路的问题，关键是市场开发问题，是加快西部人民致富步伐的问题，是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最终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东部的发展，靠的是地域优势，但仅仅靠地域优势不能使我国民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这是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体现，也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财政不是仅仅搞一些基础设施就行了，还必须对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沙化荒漠化，对退耕还林、退耕还牧，对开发和利用西部资源，对缩小东西部地区差别，对西部广大农村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开发，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西部国有企业的脱困和振兴等有所作为。财政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很多，如在税收上可以明确一些地区差别税率，也可以对高科技等行业进行差别税率。又如在西部的煤、油、气开发并实现向东输出，解决动力问题后，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冶炼、化工等耗电量较大的企业进行投资等。而这些，能用公共产品来界定吗？
又如，教育支出，它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也很难用公共产品进行界定，只有用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原理，才能界定在生产力中的活劳动应该占多大的地位，然后才能区别计算哪些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如义务教育；哪些因为存在着双向选择，需要私人投资的，如高等教育。至于如何核算应该收取多大的费用，倒是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的核算方法，这作为应用科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