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4)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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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