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当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中的“费改税”问题(2)

    我们现在的土地经营方式采用的是土地承包方式，土地经营主体是农村集体即村民委员会，使用主体是农村承包户，土地经营组织的经济实现形式是土地承包费。土地承包费就是农村集体经营土地的地租收入。经营土地，就是根据土地的等级分类来收取不同数额的地租，以使优等地和次等地公平租税负担，从而促进土地的有效使用。这就是土地经营的含义，是经营土地的唯一的有效方式。农村土地集体经营组织的经济形式即地租应该通过级差地租来实现。但是，我们现在农村集体经营土地的方法，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按人口平均地亩承包，不仅好地按人口平均承包，中等地也按人口平均承包，次等地还是按人口平均承包，把本来就人均有限的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散，与之相应的税费制度就是土地承包费按人头而不按地亩承担，地租不再是地租，而变为“人头费”。而且，税率、费率普遍偏低，土地经营权的经济形式难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维持。因此，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应有的体现。
    当前，普遍认为农民的税费负担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央三令五申：村提留与乡统筹的人均负担不得超过农民收入的5%，农民也非常了解中央的这一政策，乡村干部不可能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越过这个界限。再说，税费是农民承包土地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税费负担重还是不重是相对来说的，如果把税费摊在土地上，重还是不重就会一目了然。按2000年的统计数字，农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全国水平不一样，为了计算上方便取整数），人均土地1点5亩上下，农业税人均约14元（资料来源：《沂南统计年鉴》）。费的负担是2000元的5%即100元，加上农业税负担，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为114元，折合到地亩上是每亩税费负担为76元。按土地常产亩产值500--800元计算，税费率大约在土地产值的10%--15%之间。这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率30%--50%相比，农民的税费负担非常的轻，仅相当于过去国家收取的赋税。1958年我国颁布的《农业税条例》中规定的农业税税率是百分之十五点五。拿我国的台湾50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来说，改革的方法就是“把每年收成的25%作为土地投入以后，将剩余部分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平等分配。即‘三七五减租计划’。规定地租不能超过主要农作物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1951年5月通过一项减租法案即《农业地租减至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法案》，并于同年6月颁布实行。”（参见：李国鼎，《台湾的现代农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SS号：1016775，第64页。）。因此，无论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相比，还是与我国的过去相比，现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不是重了，而是轻了。
    那么，人均收入的5%，这样的费率是个什么概念呢？农业税率及地租率，这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以人均收入为标准衡量的，都是以土地的主要农作物的收成为标准而制定的。要想进行历史或理论上的比较，只有将现在的人均收入的费率折算成亩均收成的费率。以上已经粗算过，现在的农业税率不足土地收成的2%，包括税在内的费率不足土地收成的15%。历史上的或理论上的农业税率大约是土地收成的10%，地租率大约是土地收成的30%，一般的，国家向地主收税是地主向农民收租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地主向农民征收土地收成的约30%的地租，然后将地租的三分之一向国家交税。这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租佃制下的国家、地主、佃农三者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一般规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村集体代替了地主的位置，承包户为集体的佃户，现在国家、集体、农户三者间的利益分成关系却是：国家的农业税率才是土地收成的2%，集体的地租率仅是土地收成的15%。这种分成比例的失调不符合社会的经济规律，既不利于国家事业的发展，也有弊于农村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依然存在而且需要发展，作为土地经营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可或缺，而且需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因此，国家的税率不应该降低，农村集体的地租率更不应该低于过去的私人地主的地租率，降低税率和地租率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