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利益机制是建立健全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现实命题(4)

　　确立有效的党员行为约束机制。目前，我国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呈高发状态，并由个体犯罪向集团犯罪、高龄犯罪向低龄犯罪转变。个别单位还出现了几任领导干部前腐后继的现象。这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这其中，有什么规律性？这些地方和单位，教育没少教育、文件没少发、制度没少颁布、反腐报告没少作，有的“落马”的领导干部甚至还是著名的“反腐先锋”，他们都没有逃脱“下水”和“坠落”的命运。我们常常指责这些违法犯罪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世界观没改造好，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讥笑他们的“反腐报告”是作秀。笔者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不能慎独慎权慎微慎始，冲破了道德、法纪、为人的底线，内心深处潜藏的膨胀的物欲色欲食欲，在利益的诱惑下犹如潘多拉魔盒中的“魔鬼”释放了出来。但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机制的不健全，却让他们屡屡得手。或者说，搞腐败的“投入产出”是风险成本较低，而收益太高。有人评价此类现象，认为是市场经济惹的祸，是市场经济的利益激励机制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笔者却以为，这恰恰说明，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真正“到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规范化的市场经济，绝对要向一切官员腐败现象说不。我们经常看到，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官员的权力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一个主官决断一切、控制一切的现象较少。权力与利益是一对孪生兄弟。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应坚持既治标又治本而着重治本的原则，把重点放到对权力的制衡上，运用利益机制来规范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建立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具体的作法可以是，一是实行领导干部政绩积分制，建立廉政账本。领导干部的政绩，不是靠上级领导的印象，也不仅是听群众的评说(因为群众的评说，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评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假象的误导，也只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而是靠积分说话。在推行先锋指数评价体系或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基础上，围绕“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表现，对领导干部进行定期的考核、评价，以分数形式记载下来，作为领导干部任免、调动的依据。同时，建立廉政账本，实行廉政状况一票否决制，把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高利益与高风险结合起来，大大提高搞腐败的成本风险，提高廉洁自律的预期收益。可以仿效国外给公务员每月提取一笔不菲的廉政金的作法，当这位公务员退职时再如数发给他。如在职期间，有人举报并经核实确认有腐败现象时，则扣除或减掉积分，以此惩罚。有了这样一种制度，就可能让官员在面临着利益诱惑时，不得不考虑向不当利益伸手值不值，让他们想到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倾家荡产，即便想为也不敢为。二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实行制衡，实行权力运行全程跟踪监督。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太大太集中，他们往往借“集中”否认“民主”，在工程招标、资产买卖、职务晋升、人员调整中搞个人说了算。这是导致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直接原因。应当重申：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国企领导层中，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班子集体意志之上。作为班长，只能忠实代表和执行班子的集体意愿，正确引导班子成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同时，可借鉴开县“八步工作法”，形成一整套关于重大决策形成、实施、监督的制度，严格按程序办事，把对重大决策的决定权、实施权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在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做到这一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领导干部犯错误的机率也会大大下降。例如，**区太平镇卫生院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着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药品采购、医疗器械采购实行“阳光采购”，“开前门堵后门”，力求从制度上制衡权力的滥用和交易。医院成立了一个由党支部书记牵头、科室、职工代表参与的药品采购小组，负责药品采购招标工作。“一把手”院长不参与招标工作，专司监督之职。药品采购完全按市场化运作，谁的药品质优价廉，就采购谁的。既让过去躲在暗处的回扣变成医院公开的利润，也让利于民，大大降低了群众看病的成本，让群众得到实惠。这一事实说明，要让领导干部保持廉洁、让党员保持先进性，就必须在权力和利益问题上做文章，让利益机制真正成为长效机制的核心，使权与钱不容易实现交易和转换，而只能用来为公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