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于我的理解，以上这些建筑形式无非为现代主义建筑之后的后现代建筑流派中的一个另类的分支，所谓“另类”，基于这种形式与风格“难成大气”，不会成为普遍存在的形式，至少在当前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前提——经济成本，而恰恰这种前提有可能在我们的体制下化为乌有。以国家大剧院为例，1998年8月的第二轮竞赛仍然如同第一轮，没有选出合格的作品，但选出5件设计作品，评委会专家组认为“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有的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提请领导小组和决策人慎重考虑”，其中，对安德鲁作品的评价是，“从整体上看建筑独立性过强，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形象缺乏剧院建筑特色。”然而，代表国家行使业主权利的业主委员会在1999年5月采纳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并报批中央同意。从这一过程上看，我们的专家评委并没有起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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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作用，而是由建筑行业不相关的业主委员会所掌控，虽有两院院士、著名科学家、甚至国家大剧院评委会专家的上书亦未能改变结果，这其中的过程是否暴露我们的评标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如果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所要经历的将不会是一个国家大剧院的问题，而是成百，上千个国家大剧院的经济问题，届时不仅是巨额预算，巨额超预算的问题，而是危及国家经济的问题。
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当前建筑设计理念与各个环节的发展状态提出异议，一方面我国尚且处在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国民尚不富裕，不能以浪费为前提进行“异形”建筑的建设。另一方面，节能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建筑领域占用的能源占全社会总能耗的46.7%，足以见得影响之大。类似以上提到的异形设计，如果得以普遍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迪拜给予我们的不应是警告，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修正我们自己的建筑形式与理念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为此我们急需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发展民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与理念，使之具有场所精神、地域特征，只有我们自己的设计理念强大了，才不会受到“异流”的侵扰。从1958年周恩来提出大剧院的建设，我们等了半个世纪，却等来了有史以来建筑思想最为混乱与薄弱的时期，如果再等几年、十几年，相信状况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崔凯大师设计的北京德胜尚城，运用北京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手法成功打造的“新合院”、“新胡同”，设计了德胜门边不可复制的新地标，建筑与周边环境、与历史文化、与传统地域共同构成的高度低调，彼此呼应的整体。程泰宁大师设计的浙江美术馆，以水墨画般的建筑形成了与杭州西湖的对话，硬笔触的钢质轮廓与玻璃、石材形成对比，体块穿插错落有致，完全融入周边的西湖山水中，而建筑的构造形式相对简洁。还有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等，代表了中国当前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前沿性设计，相信在国人建筑师的不懈探索与努力，主流的形式也将会回归于有根基、有自身特色的建筑设计理念中来。
第二，提升专业人士在建筑行业中的影响，科学组织并规范评审评标体系，加大专业人士在评审评标中的比例与权利，并将这一规程透明化、法制话，同时真正让公众参与进来，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通过东京第二国立剧场的建设，形成了一套细致完备的举办大型国际竞赛的动作体制，同时修订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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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剧场建筑的相关设计规范，而据初步的了解，我国的相关细则基本不完善，或有缺陷、或不透明、或多受行政权利的影响。因此相关的科学化评审评标体系亟待完善。
第三，严加控制建筑的经济成本，严加控制超预算成本的幅度，不能形成严重超预算投资的风气，特别是对于国家投资，监管与执行不善会导致巨额的财产损失，而类似以上所列举的“异形”设计，多为大型的公共与公益性建筑，投资所用钱财基本源于国家财政，也有不少完全出资的机构，完全出于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仍需要国家的监管，否则一时的“冲动”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们在首肯社会繁荣发展的今天，还必须承认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任务依旧是发展经济，早在1955年3月、4月、5月，《人民日报》曾连续发文《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从节约观点看“四部一会”办公大楼》、《华而不实的西郊招待所》等，我们今天依旧需要这种反对浪费的社会风气，当然我们的建筑师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与设计水平，更需要有节约的精神，“设计一条线，落笔千万金”，建筑师责任重大，看一看我们的希望工程用了20多年，仅仅募集资金54亿元人民币，却援建了15400多所希望小学，资助了300多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再看一看汶川地震倒塌的学校，我们需要多少资金就可以修复和改建新建能够安心读书的校舍，预计也将远远小于我们浪费掉的和正在浪费掉的，建筑形式与经济孰轻孰重，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平衡与定位，迪拜的体制与经济发展远不同于我国，但基于建筑形式的模式，非我们能够效仿的对象，更何况前车之鉴，乃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