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讲稿附详细案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第六章第七章串讲 绪论
案例一、美国教师教“蚯蚓”
陈钟梁在《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自己在美国旁听的一堂自然常识课，读来颇受启发。
一上课，老师说这节课上“蚯蚓”，请同学们准备一张纸，上来取蚯蚓。同学们捏着纸片纷纷上讲台盛蚯蚓。许多蚯蚓从纸片上滑落下来，学生们推桌子挪椅子地弯腰抓蚯蚓，整个教室顿时乱作一团，老师却一言不发，站在讲台旁冷眼旁观。课后老师对我说，上了一节“蚯蚓”课后，假如连蚯蚓也抓不住，那么这节课还有什么意义。
??同学们抓住了蚯蚓回到座位后，老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环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蚯蚓的外形等有什么特征，看谁能把它的特点最后补充完整。经过片刻的观察，学生们踊跃举手。
??生：虽然看不见蚯蚓有足，但它会爬动。 ??生：不对，蚯蚓不是爬动而是蠕动。 ??师：对。
??生：蚯蚓是环节动物，身上一圈一圈的。 ??师：对。
??生：它身体贴着地面的部分是毛茸茸的。 ??师：对，你观察得很仔细。
??生：老师，我刚才把蚯蚓放进了嘴里尝了尝，有咸味。 ??师：对。我很佩服你。
??生：老师，我用线把蚯蚓扎好后吞进了喉咙，过一会我把它拉出来，它还在蠕动，说明它的生命力很强。
??此时老师的神情变得庄重起来，激昂地说：
??“完全正确！同时我还要赞扬你在求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勇敢行为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同学，我远不如你！”
案例二、王承书的追求
1961年的春天，钱三强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等待着王承书。他要向王承书谈一件他思考已久的事情。1960年，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刚刚起步，而苏联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全部资料。以生产浓缩铀为目标的气体扩散厂，只留下一堆机
器和厂房。苏联专家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你们的这个扩散厂只能是一堆废铜烂铁了。”
看来，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一高科技领域中的大难题了。选谁来担当这一重任呢？钱三强思来想去，最后认定王承书是最佳人选。但王承书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并且在稀薄气体的研究领域中已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也已颇有名气。钱三强心里清楚，让这样一位科学家离开自己已付出20多年心血的领域，就如同让一位建筑师推倒自己刚建起的大厦一样，是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王承书站在了钱三强的面前。沉默了一会儿，钱三强轻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
“我愿意！”王承书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掷地有声的三个字。 “好！那你去搞浓缩铀的理论和技术，为中国的扩散工厂上马铺路搭桥。” 从此，王承书便从国际、国内的物理学术的舞台上消失了。自那以后，她在国内外所有的学术刊物上再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不仅公开的，就连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上，她也从不署名。她实现了隐姓埋名一辈子的诺言。
王承书接受新任务之后，便率领她的攻关组，跨过荒凉的戈壁，来到大西北的崇山峻岭中，走进了那个塞外边陲的扩散厂。望着那横躺竖卧的上千台机器，王承书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怎么能不沉重呢！党中央已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要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作为原子弹燃料的浓缩铀当然是重中之重。而现在，一切尚无头绪。攻关是从王承书带领大家共同学习开始的。因为，包括王承书在内，谁都没有接触过浓缩铀。在王承书的率领下，开始了技术方案的攻关。级联方案的优选和审定是扩散厂启动的关键。几千台机器分批启动，以接力赛方式联接起来，链接不仅要一环扣一环，而且环环要扣得恰到好处，不能有丝毫的疏漏。
计算、推导、数字、公式，白天、黑夜、办公室、实验室??王承书的身心全部融入了工作中，甚至忘记了远在北京寄宿学校中望眼欲穿地等着妈妈的心爱的儿子。在这场攻坚战中，王承书和她的助手们的仅各种级联方案和计算数据，就装了整整三个大抽屉。要知道，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机，一切都是靠手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那瘦弱而刚强的身影无数次地走进靠蒸气推动的火车头，来往奔波于西北边陲和北京的研究所之间。在1963年底这个紧要的时刻，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的她的丈夫张文裕难得有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但王承书来不及与他见上一面，就带着研究成果与她的助手们又一次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1964年元旦，机器启动了，分析结果一批一批地出来。一切吻合，启动一次成功。高丰度、高纯度的浓缩铀235在王承书和她的同伴的手中诞生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了蘑菇云，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被中国人打破了。王承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从她那消瘦的脸上潸潸流下??
中科院院士、工程物理学家、我国核同位素分离科学的学术奠基人王承书，于1994年6月18日不幸病逝，享年82岁。
王承书的遗书是两年前就写好的。遗书说“虚度80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死是客观规律，至于什么时候我却是未知数。“笨鸟先飞”，留下自己的几点希望：（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利用的部分；（3）个人科技书籍及资料全部送给三院；（4）存款、国库券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零存整取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的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这不仅仅是一份遗书，更是一位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党的誓言。
人们粗略地算了一下，她捐给“希望工程”的部分约为10万元。10万元，对于像王承书这样的科学家，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而在这之前的1992年，当他丈夫张文裕去世时，她已遵照张文裕生前与她的共同约定——不为儿子留任何遗产，将张文裕一生积攒的10万元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王承书生前曾对朋友说过，她曾想给最疼爱的孙子留几千元，可又一想，这几千元对她的孙子无关紧要，却可以救助几十名失学儿童。于是，她决定一分也不留了。王承书用自身的奋斗实现了一位科学家的人生价值，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人生楷模。
案例三：龙永图现身说法寄语青年－－“小地方”同样能出一流人才 我是1965年从贵阳到北京的。估计中国可能很快要进联合国，所以中央从全国抽调了一批学外语的学生。此前，贵州大学外语系学生从来不会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很多人连贵州在哪里都不知道。外经委招的150多个大学生中，贵州大学只有两人。
说老实话，当时出头露脸的事儿都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在干。我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还可以——在贵大，我的老师是两名来自复旦大学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们的英语非常棒，到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但这个水平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并不确切地知道，因为我连外国人都没有见过。
第一次和外国人讲话是在故宫博物院参观，两名外国老太太正用英语争论她们
看到的景点，我就追了上去，想实际检验检验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一追追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用英语给争论不休的两位老人作出评判：“您是对的，她不对??”，并给她们讲了具体原因。老人一听吃了一惊：“你懂英语？”回到宿舍，我激动得一夜未睡——第一，我听得懂外国人讲的英语；第二，我讲的英语她们听得懂。
以前，我没有这样的自信，而且单位对一个从山沟里来的小青年也没有足够的信任感。部长、副部长见外宾，都有指定的翻译，我们这样的只能给处长一级的做翻译。
如果没有两次机会，我不知道我现在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
一天夜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突然紧急约见一位外宾，这时翻译已经下班，到处找不到人。交际处长急了，见我还没走，就说：“龙永图你来翻译”。一听是方毅见外宾，心里紧张得很。自己从来没给部长当过翻译。但我想，即便是部长，说的也不会是天书。于是我静下心来认真翻译，结果非常成功。方毅说：“这样好的翻译，为什么不用？”就这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脱颖而出。以后，方毅同志一见外宾就要找我，后来还送我到英国学习。
1986年，我从纽约回国，在中国国际经济建设交流中心当常务副主任。但我并没有介入经贸部的主流工作——贸易谈判。后来，联合国计划开发暑署长来中国访问。他是美国得克萨斯人，口音非常重，一般英文翻译很难听懂。开发署一位熟悉的代表找到我说：“署长要拜会你们部长，他的口音很难懂，但他谈的事情很重要，你能不能当一下翻译？”我说：“没关系，工作至上”。那时，我和部长并不认识，我为他们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翻译，由于自己刚从美国归来，翻译得非常漂亮，部长大吃一惊：这么好的英文？后来不到两个月，我被调到经贸部最重要的部门——国际司当司长，任贸易谈判代表。试想，如果没有那次翻译，我就只能在外经贸部的外围做一些一般性工作，也没有我以后几年出任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的经历。
回顾过去，我一生中上述两个转折都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在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到英国、美国学习外语都非常努力，说老实话，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代价。那时，大家都很穷，为背英文单词，我把废报头装订成册，把单词抄在上面，随时随地拿出来背，连蹲厕所也不例外。
所以，我认为，机会很重要，但只有实力才能确定你能否抓住这个机会，能否和别人平等竞争。对从“小地方”、从西部出来的年轻人更是如此。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是贵州大学出来的，而且一下子成为外经贸部最好的翻译。地域并不重要，小地方同样可以出一流人才。
案例四：清华“英语神厨”——张立勇
张立勇，食堂厨师，生于江西赣南，1993年高中二年级辍学外出打工，1996年6月，成为清华大学食堂一名切菜工。他自学英语十年，获得了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证书，参加托福考试取得了630分的高分，即将获得北京大学本科文凭。张立勇因此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清华大学校内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就是张立勇的住所。张立勇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每天坚持自学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学到凌晨一两点钟。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他对英语的学习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在自己的床头，张立勇用毛笔写着“克己”和清华的校训“行胜于言”，以告诫自己不许偷懒。
食堂规定，在给学生卖饭之前，厨师们先吃，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结果张立勇在7分钟吃完饭，余下8分钟躲到食堂后面一个放碗柜的地方背英语课本，有很多同事觉得张立勇这种行为简直让人难以理解。“大学生能通过正规的、系统的方式来学习英语，而我只有通过自己的渠道。”张立勇说他的英语单词是从调料包里积累起来的，比如sugar(糖)、salt(盐)之类，然后在卖饭的时候操练英语，以锻炼自己的胆量。 因为没法和普通大学生一样通过正规系统的学习，张立勇只能买二手的书和磁带、听一台十分普通的收音机，这被他认为是“节俭式英语学习法。”
张立勇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英语上。每当他看了一个晚上的电视，节目又不是特别有意思的话，他就会感到特别后悔，“完了，今天晚上又浪费一晚上的时间，又没做事。”其实他说他也想到清华院内跳跳舞、看看电影，生活会过得好些，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不去那些场所。就连朋友们结婚、过生日请他吃饭喝酒祝贺，他都不愿去，“我的朋友认为我面子大，不愿花钱，很抠门，是铁公鸡。我还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怎么不需要跟同事、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张立勇拿出唯一的托辞就是“我要学英语。”这在当时多少让人有些好笑的理由，现在终于都被朋友们理解了。
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张立勇参加了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获得通过。2001年，他参加了托福考试，获得了630分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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