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
“诚敬为本，无人之我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荣辱不惊，生死不易，志存极物，不使一夫所失。辛未仲冬书，宣统御笔。”
——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在天津的七年，特别是他在静园生活的几年，是他人生思考已经成熟，而且行动可以自由的年代。也就是他可以自由思考，自己决定，自己说，自己做的年代。尽管当年他的思想主旨是要实现清朝复辟，是要挽回在他手上失去的国家政权，因此也做过许多错误的决策，甚至相信日本军阀，陷入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摆设的各种阴谋，由此而在张园和静园留下了一些错误、甚至罪恶的记录。然而，这都是一页页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的历史，是能够见证许多重要事实真相的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
——《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
第一个问题：溥仪为什么来到天津？以天津为过渡，实现出国留学的夙愿。十六七岁的他受到庄士敦的鼓动，要到英国去留学，以现代知识充实自己，适应社会的需要，通过一条新的道路，去寻回祖宗的江山。
为什么是天津？因为当时天津的殖民地色彩非常突出，“遗老”文化独树一帜，当年落魄的前总统、前总理，失意的督军、省长等高官政客和军阀头领们，大多把天津外国租界地作为最佳避风港，携家人、财宝在此落脚，寻求“洋保护”。溥仪也是这样的心态，认为这里华洋杂处、中西交融，“遗老”、“遗少”很多，退可安逸享受、静观时局，进可从容举事、一呼百应，有助于实现他复辟大清的愿望。
实际上，在来到天津之前，庄士敦与英国公使交谈后告知英国政府对于接纳溥仪已无兴趣，英国政府变卦了。后溥仪采用赴日的建议，先到天津再看形式决定。但是，到津后虽经努力，东渡计划仍被搁浅了。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一文谈到溥仪时说：“目前他在世界上已无任何重要价值。看起来，也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煊赫的一天了。”很明显，溥仪的留学之梦最终没能实现，其重要原因是溥仪想去之国的政府在当时不愿接纳，认为溥仪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溥仪的留学之梦最终没能实现，既有政治上的阻力，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溥仪生身之父载沣的坚决反对。如果说东渡搁浅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溥仪留在天津，感受到一定限度内的自由，这让他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满足，逐渐成为定居之势。
溥仪在天津有哪些活动呢？精简来说共有7大方面：成立清室驻天津“行在”办事处，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立法。准备复辟的第一步工作——打出“复号还宫”的旗帜。为实现“复号还宫”的政治目标，溥仪四处联络。依靠清朝遗老，接待他们并批阅“奏折”。溥仪与民国政府结怨因孙殿英盗掘东陵。溥仪在1931年的长江沿岸数省放生水灾时
慷慨捐赠别墅式楼房一座，展现“天下为公”的“帝王襟怀”。“九一八”事变直接导致溥仪迈出卖国的一步。
除了政治，让人感兴趣的事溥仪在天津的家庭生活。总结来说，溥仪从社会角色到家庭生活，还是充满了浓重的皇权色彩和现代化生活享受。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对随侍、太监、杂役和护军的凶残和暴虐，以及震荡海河两岸和皇朝历史的“淑妃革命”。“淑妃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文绣敢于运用中华民国的法律来挑战封建皇权，最后赢得胜利，民主和人权的胜利。文绣也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向封建皇帝提出离婚并诉诸法院获得成功的皇妃，应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标志性的作用，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历史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年以前，溥仪在津“行在”里，至少有四次已经感受到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静园则是一处最能印证“九一八”事变久有蓄谋的历史风貌建筑。日本政府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诱惑溥仪，在先前勾引张学良未成功之后，总算有了回响。如果说在当时张学良写下了痛心疾首的悲愤的一页，那么溥仪写下的则是屈辱的可耻的一页。溥仪离津出关做满洲傀儡政权。
溥仪主观理念上的复辟目标必然导致政治现实中的叛国投敌。溥仪在天津的7年，初衷或许只有头脑中的“复辟”二字，结局却完成了从复辟到叛国的过渡全程。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政治诱惑和溥仪自身的复辟目标一致。为了达到征服中国的目标，日本政府早就打起了溥仪的主意，在溥仪被逐出紫禁城而躲进北府，日本政府就与他
联系并开始接近他了。后经过亲日大臣的鼓动，溥仪与日本政府交往频繁，逐渐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使溥仪产生了感激之情，真把日本政府当成“复辟第一外援”了。实际上就是溥仪强烈的复辟思想被日本政府所利用。
溥仪在静园的两年多时间里，进入了他人生第一个过渡时期的关键阶段，但是民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和纵容盗掘慈禧陵墓一事，让溥仪与政府结怨成仇，最后成就了一个叛国者，民国政府的确有重大失误。这与新中国政府把溥仪改造成为新人在历史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历史的教训。
溥仪走出深宫大院来到十里洋场的天津，才真正地走进了社会。从1924年18岁到天津至1931年25岁离开，正是他的青年时代，天津是当时中国较为发达的城市，中西文化汇聚，溥仪在这里尽情地过着中西杂交的生活，这一切似乎在将溥仪的人生引向与社会同步进行的轨道。然而，隐没在悠然自得的寓公生活背后的却只有紧紧围绕复辟的政治图谋，溥仪过早地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
纵观溥仪在天津的活动，表明他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起来：住进乾园后改为静园，作出做清静寓公的姿态，实为“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尽管明知是被利用，他也利用别人，在吹捧和利用中周旋于国内外军阀政客之间；慷慨解囊赈灾，博得社会赞扬，捞取政治资本；派胞弟等亲信力量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等。然而，溥仪有自己的野心与梦想，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正当溥仪陶醉在与国内外军阀政客们觥筹交错、与清朝遗老们复辟密谋之时，祖陵被盗和婚变晴天霹雳般轰然而
来，这两次心灵创痛彻底摧毁了溥仪仅存的心理底线，扭曲了人生观、世界观。
东陵被盗的奇耻大辱在溥仪的内心深处打了一个难以解开、充满强烈家族仇恨的死结，复辟思想达到了顶峰，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正如庄士敦所言：“他可以容忍民国政府一次次违背清室优待条件，一再拖欠优待费用，但当他看到自己祖先的陵寝——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坟墓被人炸开，尸骨被剁成碎片而扔得遍地都是，而曾经允诺对皇室陵寝永远奉祀及妥善保护的民国政府，对此却无只言片语的解释或安慰，这成为他决定回满洲充任傀儡的导火索。”
1931年，淑妃文绣正式同溥仪离婚。尽管婚姻对溥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溥仪又经历了一次有伤皇帝尊严的致命打击。溥仪自幼就有情商缺陷，他3岁时被抱进宫中继皇帝位，6岁时被赶下皇帝宝座，这一阶段，他虽不谙世事，但是，被剥夺了父爱母爱之痛、周围皇亲贵戚们的惊慌失措和悲天悯人，过早地留给溥仪伤感和困惑；及至成年以后，虽有妻有妾，事实上是无效的婚姻扭曲了他全部心理、性格和行为，再加上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一连串的打击已经令其疲惫不堪，其心理应该是愤怒至极，只是没有发作出来，文绣离婚使溥仪的感情、理智更加错乱。
寓居天津7年，溥仪就这样带着创痛和扭曲走向成熟。 在天津，溥仪出洋与复辟的活动，体现了溥仪保守与开放相互矛盾的性格；“淑妃革命”文绣与溥仪离婚，当时在天津引起很大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