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下）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下） （三）革命中的新格局。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实际上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从现象上看，国共内战爆发后，美苏对中国局势的关注明显地迅速下降。当国共矛盾演变为为国家政权进行殊死较量时，美苏却全神贯注于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对抗。美苏是世界级的大国，它们的对华政策固然受到它们在其他地区的矛盾、对抗、经验等等的影响，但是严格地说它们主要是同国共矛盾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起，真正影响美苏国共关系变化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春美苏冷战的升级和相关的国际格局的形成，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即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差不多在此前后，美苏均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总的说来，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是维护它们各自的在
华利益。从后来的结果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处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不过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美苏对华政策演变的方向，至于演变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尽管在公开声明中继续标榜支持和平解决国共争端，但它在1947年1月以后采取的一些列行动表明，其政策已经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这项政策几乎立即被中国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证明是注定要破产的。从1947年7月魏德迈使华到1948年末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最终未能实现，再到企图“等待尘埃落定”结果却被逐出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矛盾之中。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
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用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同苏联的尖锐对抗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正是因为视国民党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立即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并不断增加向后者提供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美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看法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
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利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作用的评价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一落千丈。如果说在抗战期间美国有意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那么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那种战略联盟的破产。冷战的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政府几乎彻底失望。美国政府内部认为：“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作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解放战争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住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不赘述。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
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作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的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规范，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地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派”，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等的标准的议论，--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订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无法掩饰地流露出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