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草原生态的严重退化，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逐步发生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家草场承包到户政策的推动下，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生产方式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游牧到半游牧再到定居的转变过程。事实上，草原生态退化和畜牧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对于究竟是因为草原退化导致畜牧业生产方式被动转变，还是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主动转变导致了草原生态的退化，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草原退化日趋严重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纵观内蒙古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历程，我们发现，其背后有外在因素的推动，也有内在因素的拉动。 二、内蒙古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草原开垦
内蒙古草原曾出现过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共开垦草原4000多万亩，其中1958-1976年开垦草原3100万亩、1986-1996年又开垦草原1132万亩，主要开垦地区是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而这些大面积开垦的草地由于缺乏水源而撂荒，现已经逐步转变为沙地。草原是以多年生旱生草本植物为主组成的一种植被类型。在温带草原，降雨量较少，因此旱生草本植物是最适合的植被类型，从而也证明了该类型土地不适合耕种。许多生态学家也已经证实了这点，并测算出，开垦1公顷草地会导致3公顷草地沙化。除了上述三次草原开垦高潮之外，近年来随着加大饲草料基地建设步伐的加快，又出现了大面积开垦草原的现象。虽然，这次开垦考虑到水源问题，是具有规划性的开垦，但是草原地下水源有限，大量抽用地下水灌溉耕地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加上连年的干旱，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水井干枯，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这不仅导致严重的草原退化，还致使可利用草原面积减少，直接影响到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存续。 2.人口激增
随着开垦高潮，大量人口涌入内蒙古牧区。内蒙古自治区曾出现过两次人口迁入高潮。建国后到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净增加7.2万，但是牧区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重点支援包头重工业及大兴安岭森林工业基地而引入大量人口。1958-1960年，内蒙古人口增加了19.2万人，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量开垦草原而引进农民耕种。这个时期，除了政策性地引进外地农民之外，还有大量邻近省区流动人口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导致牧区人口急剧增加。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57年7月到1960年6月，流入内蒙古的自发性移民高达101万人，除政府有组织地劝返10余万人外，仍有80余万人得到安置。其中女性移民占48.2%，而15-29岁育龄女性占女性移民的51.8%。这种结构导致除她们自身增加了内蒙古人口外，对今后内蒙古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65-1979年期间，内蒙古牧区人口增加了71.6万人。这期间，内蒙古总体人口迁入量也保持较高水平，但是从城乡结构来看，农村牧区流入人口高于城镇。例如哲里木盟（现通辽市）、阿拉善盟的牧区流入人口数量较高。这也说明，对于移民而言，一些拥有大量适合耕种的未开垦的土地比城市更有吸引力。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述两地区的草原沙化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到目前已经成为内蒙古两大沙漠区。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反映的牧区人口变化情况似乎较为平稳，但是以各种名义进入牧区的大量流动人口难以用统计数据反映，因为这些流动人口从事的是资源开采业、森林工业以及采挖药用植物等工作。人口数量的激增导致每家每户可利用的草场面积减少，游牧或轮牧的可能性降低。与此同时，单位面积草原的负荷超出了其自我恢复能力，加速了草原退化。 3.资源开发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也在日益凸显。众所周知，内蒙古的经济发展依
赖自然资源程度较高，草原牧区面临大面积开采，导致草原破坏。内蒙古重要的矿产基地都处于牧区，鄂尔多斯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均有大型矿场。这点可以由内蒙古矿产产量增加值来反映。2000-2009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18.7%，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由37.9%提高到55%，其中工业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31.5%提高到2008年的48.9%。主要矿产产量增速基本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平，说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为自然资源的开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内蒙古草原破坏的程度。例如，原煤产量由2000年的7247万吨提高到2008年的47270万吨，增加6倍多;水泥产量由2000年的630万吨增加到2008年的3424.06万吨，增加5倍多;发电量则在2000-2008年间提高近5倍之多，钢、成品钢材及生铁产量也都提高3-4倍（如下图所示）。内蒙古的资源开发都处于产业链低端，基本处于初级生产，即开采挖掘，并没有深加工，不仅资源消耗高、附加值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而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较为严重。 （二）内在因素 1.观念意识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外界信息沟通顺畅，身处边疆牧区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形成竞争意识。与此同时，在追求自身（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没有强制性约束制约其经济行为，导致盲目扩大牲畜数量、改变畜群结构。 2.利益驱动
市场化给了人们自由竞争的舞台。对于初登舞台的人们，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约束其行为，从而导致在利益驱动下，代代传承下来的有关保护环境的民俗、信仰等约束逐步弱化，而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没有及时形成，导致经济人出于自利的目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上演了“公地的悲剧”。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从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解体时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草场承包责任制过程中逐步落实。生产方式的转变有其外在因素的推动，也有其内在因素的拉动。外在因素包括相关政策、人口数量、环境胁迫等，内在因素则有人们的观念意识的转变及对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们逐渐转变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出于最大化自身（家庭）效用的目的，快速增加牲畜数量，过度使用草原，从而导致“公地的悲剧”。与此同时，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各经济人的决策相同化，导致畜群结构失衡，导致草场负担过度，失去自我恢复的能力。总而言之，外在因素导致畜牧业生产方式被动转变，内在因素则推动生产方式的主动转变。 （二）建议
首先，通过教育疏导草原过剩人口。人地矛盾是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及其后续诸多问题的直接原因，而单纯地转移人口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人口素质差异导致转移之后的返贫、重返草原等问题突出。教育能够提升人口素质，通过教育疏导的人口基本不存在生活陷入困境而回流的可能。但是，基于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业难等问题也阻碍了民族地区人口通过教育转移。
其次，严格限制可利用草原的进一步退化。主要是针对大面积毁灭性的破坏，不可恢复性的利用，如开采地下资源、开垦草原等。众多研究已经表明，草原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虽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人为的过度破坏已经使得草原无法自我修复，因此，不仅是人口过剩导致过度放牧引起的退化，更为严重的是大面积开垦、开采导致的植被彻底损坏。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而某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结果（刘易斯，1955）。从发展的意义而言，发展的挑战??就是改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世界贫穷的国家中，更好的生活质量要求更高的收入，但是，它包含更多的内容。它把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卫生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