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亨廷顿，1968）。作者由此提出了君主制覆灭后国家走向的三种可能：寡头君主制（君主只是合法性象征，实质是寡头统治）；普力夺政体；全面革命：重塑社会和政治。
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普力夺”指政治的社会化，在这种社会里军队、商人、学生、劳工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亨廷顿，1968）。
普力夺社会具有如下特征：没有政治制度的合法中介和政治共识；权力支离破碎，权威减弱；缺乏共同体和有效的政治机构；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根据政治参与的不同阶段，普力夺社会可分为寡头普力夺、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和群众普力夺。
寡头普力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地主、教会和上层军官主宰社会，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不明确，统治阶级集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几乎所有的寡头普力夺都会过渡到激进普力夺，具体的演变有三种途径：独立战争；中产阶级参政；西方殖民主义。
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根源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典型特征是城市的不稳定。在激进普力夺社会中农村将发挥类似“钟摆”的作用。如果政府能获得农村的支持则城市的不稳定遭到遏制。如果农村地区保持冷漠，那么政府则听任城市暴民和学生的摆布。如果农村反对现有制度，则将爆发革命。激进普力夺表现为中产阶级参政，其中最积极的是学生和军人。因为没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在这种社会中，一个集团的行动刺激另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进而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劳工作为一个集团参与政治标志着从激进型普力度演变为群众型普力夺。
作者特别强调了军队在不同时期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头普力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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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军队已经现代化，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力求改进国家和社会。在激进普力夺时期，即中产阶级成为城市政治主导后，军队成为仲裁和稳定器，作用是专业化的而非政治的。在大众普力夺时期，即城市下层阶级参与政治时，军队会变成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变成阻碍大众参政的“拦路虎”。
普力夺社会往往陷入政治动乱的恶性循环，趋于固守和往复。那么怎样才能跳出普力夺社会的“诅咒”呢？作者认为政治行动成功的机会取决每个阶段不同的社会集团和政治领袖。在寡头普力夺时期，如果贵族和寡头能主动寻求选票发展政党，则国家可能摆脱普力夺社会。如果不成功则中产阶级开始参政，社会演进到激进普力夺阶段，此时机会落入军人之手。如果军人适当限制政治参与，努力建立社会秩序则可成功摆脱激进普力夺的纠缠，否则社会将进入大众普力夺阶段。此时建立政治秩序的机会落入革命者之手。
第五章革命和政治秩序。作者认为革命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亨廷顿，1968）。革命是罕见的，是现代化特有的，是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意识迅速扩展，新集团被迅速动员投入政治去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二是创立新的政治制度。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政的愿望并只能在政治领域中施压方能实现自己的要求。
作者匠心独运地将革命划分为两种类型：西方型和东方型。西方型革命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软弱的传统政体，革命发生在传统政体极为软弱或崩溃之时；2、革命开始于城市，迅速取胜之后向农村地区扩展；3、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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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斗争的双方是温和派和激进派。东方型革命的典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主要特点是：1、革命的敌人是基础狭窄的现代化政权；2、革命开始于农村，经历漫长的时间夺取城市进而获胜；3、斗争的双方是革命者和政府。
作者对现代化国家中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及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作了经典的分析。作者认为游民无产阶级看似革命实则保守，原因在于他们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生活已经相对改善，他们更关心吃、住等现实问题而农村传统的价值观使他们倾向于政治消极。但作者提别提到第二代的问题，认为他们的革命性会比他们的父母大大增强。产业工人一般只关心具体而经济性的目标，不会刻意去改造政治秩序。中产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中的革命性很强。最坚定、最极端和最不妥协的政府反对派在大学里（亨廷顿，1968）。当然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扩大，这个阶级会渐趋保守。农村在革命中则扮演着“钟摆”的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源泉就是革命的源泉（亨廷顿，1968）。农民的革命性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存条件。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缴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亨廷顿，1968）。既然如此，革命的可能性就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合作。
作者认为成功的革命会产生如下成就：扩大政治参与，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促进新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的形成；重新确立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发展之间的平衡；创制新的政治共同体和公共利益；更新道德。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在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亨廷顿，1968）。
第六章、改革与政治变迁。改革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的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特权集团受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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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相应改善。它带来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更广泛参与（亨廷顿，1968）。
作者认为改革比革命更困难。第一，改革需要对保守和革命势力展开两线作战。第二，改革者要更善于控制各种社会力量，而且要善于控制改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第三，改革中要考虑各项事情的轻重缓急的并且要保持一系列的平衡。据此作者提出了有效地改革策略即战略上的“费边战术”和战术上的“闪电战术”。所谓“费边战术”即隐瞒改革的总体目标，进行渐进的、切香肠式的改革，而“闪电战术”即使全面的、迅捷的改革。改革者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动员新兴集团参政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的支持者都强于反对者。
作者还论证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还是“替代物”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概括说来迎合温和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迎合激进派革命领导人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城市知识分子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在革命力量处于最小和最大时期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在革命力量处于强弱之间的改革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作者在最后强调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认为平均地权的办法将会极有利于政治稳定。
第七章、政党与政治稳定。强有力的政党可以确保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作者非常重视甚至推崇组织尤其是政党在政治稳定中的起到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党在克服君主政体的固有矛盾中、在面对普力夺政体的紊乱中都能发挥自己无可取代的作用：政党体系可以在动员社会力量参政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很好的组织，使得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行不悖；政党可以在集中权力之后将产生的新兴社会团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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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到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以保持政治稳定；政党可以将政治（输入）和行政（输出）分开，成为表达和集中各种利益的渠道；政党还可以弥合城乡差距。
作者认为政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阶段、扩展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宗派阶段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的阶段。此时个人因野心而拉帮结派、大搞权术。议会宗派和革命密谋团体是该时期政党雏形的典型代表。当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时，各种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迫地选择立场，形成政治势力联盟，政党发展进入两极分化阶段。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联盟为了战胜对手而竭力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党发展进入扩大阶段。最后政治趋于稳定，政党体制逐渐制度化。
作者指出，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主义过程最终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内部力量斗争的过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两党政治较早的制度化，而外部力量的进入则可能导致一个多党制度的出现。这三种模式在政党发展早期阶段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制度化。只有发生重大危机或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迁，政党体制才会随之变化（亨廷顿，1968）。
那么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呢？作者显然更倾向于两党制。作者认为政治的自然运动趋于两党制，这是当朝和在野自然两极化的结果。两党制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它深深根植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中，也根植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亨廷顿，1968）。两党制的具体优势在于：1、不同于一党制的政党主宰社会势力和多党制的社会势力主宰政党，两党制能在社会势力和政党间维持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2、两党制同化新的社会势力无需如多党制那样去建立政党，也不向一党制那样只能建立外围的政治组织。3、两党制能有限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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