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淮海中路上的“国泰”，西藏中路上的“皇后”，“大世界”??这些就够了，从它们的身上就可以自然的联想到周旋、阮玲玉、胡蝶这些风云人物。“夜上海”也是在这里演绎，“不夜城”正是在这里体现，但“歌舞升平”之下却是太多的浮华，一旦“日出”。就只能在记忆中去寻找它的华灯和舞步，却已无暇去细嚼和回味了。果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么?那却不然，梅兰芳的蓄须既是正气歌，聂耳的大陆歌便是先锋号。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哀叹“戏子无义”，那也只是传统的定位罢了，在国破家亡的时分，戏子们也有一番凛然大气，他们也能为民族的脊梁。
电视剧中的上海男人们也总是西装革履，表情严肃，似乎缺少一些前卫和乖张，其实，苏州河畔的艺术仓库照样比比皆是，一点不比“北京798”差，或者，还要好。
目前的通论认为，我国第一条铁路理应是1876年建成的淞沪铁路。第一条铁路应该从运输旅客和货物的意义上来讲，而宣武门外那段广告铁路虽然出现较早，但仅仅是供人观赏的模型。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在吴淞和上海之间擅自修建的公开运输旅客和货物的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铁路。186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不惜采取欺骗手段，借口吴淞至上海间河道不易疏浚，要求建筑铁路，以便把海运至吴淞的货物经铁路运到上海。这一要求未得清政府批准。英国侵略者不甘心，1875年通过英商怡和洋行将铁路器材从英国偷偷运到上海，擅自铺轨筑路。1876年12月1日上海至吴淞全线完工通车。1877年9月清政府用重金赎回这条铁路，但没有加以利用，却昏庸地把长约15公里的铁路线拆掉了。 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波澜壮阔，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中国的出版中心，而现在，大凡冠以“中国**出版社”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上海再牛，要和全中国去扳手腕，显然是自不量力。我们不应忽视，至少，和广州、武汉、西安比，上海在这方面优势还是明显的，这就够了。但我们别忘了，谁也不能否认《文汇报》、《上海英文星报》、《少年文艺》等一大批沪上优秀报刊的存在。《新民晚报》看似是“市民化”的报纸吗？其实不然，《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照样有艺术，照样讲高雅。
美国百老汇为什么对那些经典老歌念念不忘呢？酒吧需要情调，《夜来香》这些曲子在很大程度上正可以视作上海的浪漫温柔的情调，代表上海作为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气质，播这个，总比直接的“崇洋媚外”好得多。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一书中坚持认为：“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算是登峰造极了，并一直持续到1937～1941的‘孤岛’时期??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允曾被允许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而取代她的则是迅猛发展的殖民城市香港。”
显然，上海真正的重新发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短短十几年，怎能过分苛求上海，我们勿要拔苗助长，老本要吃，也要逐步慢慢培养新的势力点。当时的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设经济特区那会儿，深圳、汕头、珠海、海南，一个个拱卫着广州这个华南门户，广州在当时也就是处在想不发展都不行那步，反观上海，进入90年代后，党中央、国务院才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总体部署，作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的重大战略决策，使上海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浦东成为既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又享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外加综合改革试验区，上海的各项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心城市规模扩大，郊区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布局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城市建设的重点逐渐转向塑造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综合功能。到现在，由上海掌舵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落，同时也已成为继纽约、多伦多与芝加哥、东京、巴黎与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曼彻斯特等城市为核心的五大城市群之后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长三角地区最为自豪的一点，是文化积淀深厚，人才素质高。这才让珠三角感到恐
慌，匆忙出台了那个充满争议的“泛珠三角计划”，不错，深圳接改革开放东风走在了前面，可上海也迎头猛赶着，劲头和速度绝对不输给珠三角任何一个城市的，当然，香港除外。 也正是几十年的停滞发展，上海把中国第一市场的位子让给了香港。迎头猛赶往往让人气喘吁吁，先天不足的地质条件让陆家嘴和徐家汇那些高楼感觉得有点摇摇欲坠，地铁在城市里的横行固然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些年地陷程度加剧，而不均匀沉降可能把现有的地铁管片拉裂，导致上海土地的相对海拔迅速降低，周边湿地功能受到严重威胁，一切都悬着呢！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细数过先贤徐光启一人对上海的意义，我亦表示赞同。只是今日之高楼林立的徐家汇丝毫已不能让人联想上海残存的那一点点明代文化。或许，至少在过去，上海本来就是属于20世纪的上海。上海创造了文化，也无意中毁灭了文化。白云观也好，城隍庙也罢，其间的神像在十年动乱中还不是被砸的粉碎，而那座被强行改为“东方红商场”的“大世界”也应和了当年全国的激进风潮。现在的上海人也开始懂得了珍惜，现代化的东方明珠下也没忘保留一份老上海的模样，苏州河畔也建起了一座“梦清园”，“梦清梦清”，正是想找回自我和涤荡净化的上海人们强烈愿望的外部表征。 上海是临着海的城市，从市标上那艘乘风破浪的船更可见这一点，但很多外地人来到上海都会发现，上海并没有“海”。人们在都市里穿梭来往可看到的只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你可以去听航行在它们上面船只的汽笛声，但却感受不到巴塞罗那、利物浦的那种忘情海风。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海洋民族，从大连、青岛、宁波、厦门这些城市的近代发展史中读出的是列强的侵华史。中国可以有自己绚丽的“丝绸之路”，但却无法把郑和的西洋之路铺开。这些港口城市矗立着的那些西洋建筑的确很美，但却换不起中国人的本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西安、洛阳、北京这种内陆的大城市，被城墙包裹在里面的人们根本望不到墙外的风景，那些“地方保护”的源头便在此了。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它有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的内涵的时间、空间和眼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什么时候，上海有了“海”才会冲破人民广场上那座博物馆“天圆地方”的那种精神樊篱。相信，那时展出的，不仅只有中国古代才有的绚丽的东西。
作者：shuraul 回复日期：2006-9-13 14:30:43 三、包容者有如广州
不知是不是真的有着历代“山高皇帝远”的原因，广州的媒体向来厉害且尖锐，但时常各持强而执己见，且难得达成同谋，故对广州作出“最说不清楚”的定位也透着丝丝无奈。所以，广州的表情在不少人眼中看来永远是暧昧的，一般来说，“样板城市”的选择首先是要检查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有多大，不仅在高新技术上作考察，还会在城市管理和领导上考虑，更应在文化层面上对其深究。 广州在文化上的确存在缺憾，缺少大师，一直是广州的一块心病。无论是从高校数（质）量或院士数量，撇开北京上海不论，连综合实力远不如广州的南京、武汉、西安这些城市也把羊城是远远拉在了后面，于是，有人便急匆匆得出了结论：“广州没有文化，留不住大师”，但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看来，广州并不是一座肤浅的金融城市，它是有自己的品格和气质的。 广州走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前列，也很早就有了地铁（相比于其他大区的非直辖中心城市而言，如武汉、成都、沈阳）但不是全国一流的地铁，最好的似乎应该首推香港，因为香港
地铁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无政府财政补贴且能盈利的，其次，乘坐过那豪华上海地铁的人也基本对其充满好感，更随着造价最便宜且创全国票价最低的南京地铁之开通恐怕也给广州地铁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紧迫感，所以，第一总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比如，计划中的杭州地铁或成都地铁修好好难保不再超过南京地铁。而05年年底，被媒体惊暴出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乘坐地铁一事”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如此的运营机制，更是无情的拷问着海默眼里所谓的“最好地铁”。
而说到广州“水货”多，当年的温州、晋江恐怕也是不遑多让，从历史上讲，兵不厌诈最早便出于中国，而国人引以自豪的三十六计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怎么忠厚老实的计策。中国人最奉行的是斗智不斗力，而斗智通常都带有某种欺骗性，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经验更是丰富无比，所以，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固执的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信任他们。欧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与日本贸易，但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用中国人的名义；中国人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
在我的老家四川，下广州（东）远比去上海闯北京更有吸引力，广州（东）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了大量就业矛盾的，但要是因此把广州看作只有体力没有智能的人生存的地方就有失偏颇了。广东人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而这几年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混乱和不安也不是专属于广州的，乱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乱，在貌似混乱的广州城并不防碍市民们悠闲的过日子，看来，广州就是一篇优秀散文，《足球》也认为广州是属于“形散神不散”那一类型的城市。“下广州”不只是一种说法，也绝对不是国内无业、下岗、失业甚至有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对人生出路的重新定位，整个珠三角的发展是离不开那些到此作出大大小小贡献的“外乡人”的，他们，理应比强大的城市更值得尊敬！
外地人与广州格格不入的原因应该说首先是语言上的差异，粤语，不可忽视，它已成为时下中国最流行的方言，有因为香港明星们粤语说带来追星效应，更重要的，珠三角经济的巨大发展，让这一地区人对自己语言的信赖和偏好登峰造极，也许，不少高校毕业生在求职简历中已纷纷按用人单位的要求标注上了自己对粤语的熟练程度，更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广东话的“四六级考试样卷”，虽然都不是很正规，但一切又显得是那么的自然。其实，方言方言，本来就是给本地方上的人们用的，既然在广州，人们说说广州话也是很正常的。遍数全国，其实这种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上海人爱说上海话，成都人老说成都话，东北人就说东北话，而连皇城根下的北京人也不是说的标准普通话，他们说的可是“儿”化音特重的北京话！广州包括大部分南方地区看来是委屈了些，南方话就和普通话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外地人听不懂也是很正常的，而北方话和普通话本来就很相近，不论是东北人、河北人、山西人，他们的话对外地人而言都很好懂，那么大家就似乎默许他们说下去了，这一点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现的尤甚，同理，大家就不要因为广州、上海、温州这些地方的话听不懂就忿忿的要去剥夺人家说自己方言的权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在2005年，全国各大媒体也先后发起了一场场“保卫方言”运动，我们有理由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一份份珍贵遗产，当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何把握这个“度”，那就是需要法律去调整且大家共同努力的了。对此，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似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隐隐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广州火车站之乱是全国有名的，而2005年9月20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回顾了广州火车站二十二年之乱，报道说，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广州火车站的乱，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22年来，
广州火车站成为黑帮藏污纳垢之地，先后出现了黄牛党倒票帮、拐卖妇女卖淫团伙、黑公话宰客、住店党、黑衣党、双抢党、扎针党、背包党，等等等等。22年来，各级政府每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身为中国华南最繁华城市的广州（当然也是广州军区、广铁集团所驻地的广州），关系着每天进出广州火车站万千人的人身、财务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竟一托再托，直达22年也无法解决？我们可以拿长三角地区来作个对比，同样每天是大量客流、物流聚集的上海（包括南京、杭州）为什么就能相对处理好火车站地区的安全问题？这些经验更值得广州的相关职能部门借鉴。2005年5月20号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刊发了一条惊人消息：成铁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现实情况是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全部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网上甚至开始流传着“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诸多版本，如此猖獗的交易怎能让人安心乘车？可以说，火车站是城市的窗口，要想把城市做大做强，广州（包括其他大中城市）今后的路还是很漫长的，广州在继新白云机场落成后，也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火车站，广州市规划局于2004年9月公布了位于于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石壁村的新火车站的规划方案，将争取在2008年春运投入使用，最终形成三个新老火车站（广州站、广州东站、新广州火车站）同时运客，分别满足旅客不同层次的需求。新站主要停靠客运专线车，一般为高速直达车，不停站或者少停站。政府规划一个新项目往往都有良好的初衷，不过，究竟实际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而我们绝对是希望并支持这一计划能早日达到预期目的，方便人民群众的出行，也顺便一洗广州火车站数年混乱之耻！
古人曾说“生在杭州，死在柳州，穿在苏州，食在广州”，柳州的棺材是美名远扬的，天堂苏杭的安逸也更不用说，而广州能独自把“食”垄断下来也很不简单，首先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小吃，“物美价廉”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小吃拥有长久性最广大的爱好者，许多小吃则体现了永久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广州人好吃大餐，也会吃大餐，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吃来吃去几千年也吃腻了，于是才有了穷尽心思奢食珍惜动物和“怪物”，把人对“食”的渴求和贪欲演绎到了极致，而食、色往往同提。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凡样商品，只要有了需求就会源源不断的生产。而这种社会上目前日易壮大的“黄色娘子军”们，不论是在北国还是在海疆都已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黄色产业，甚至有人戏谑作“全国山河一片黄”。记得当年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曾运用过“牺牲一（三）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种荒谬的理论，但至少，她们还受到了一些理解和宽容。而在历来的中国社会，嫖客却往往比妓女更下流，可妓女往往比嫖客更让人轻贱，她们是得不到这个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的，她们没有阳光下的尊严。我们希望，在打击黄色产业的根本目的是整顿社会风气，同时帮助和保护那些弱势群体。在外来人口本身较多较混杂的广州的确应该大大重视这个问题，昔大禹治水以疏导为正法多年终成，今治此“黄祸”，恐怕也应归本溯源，斩草除根才是正途，广州是冤屈的，“杂乱和破落”并不是城市的本意，城市始终是在人的意志下发展变化的，要是谁凭此光是咒骂古老的城而忽略当政的人，显得不那么公允，人，本应该是有罪的。
也许，眼光放到全中国来看，哪个稍微有点钱的地方不是大拆大建，纷纷嚷着要修国际机场，修地铁、修高铁，修大港，甚至刚修好一幢高楼就立马炸掉，刚建成的一个火车站也能迅速拆除，这个，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来看，就是他们“修好一幢楼，再炸掉这幢楼，然后在原址重新建起一幢新楼，创造了3倍的GDP”。当代的中国，对GDP的认识已从一种崇拜变成了一种厌弃，这也是由于在貌似强大的GDP下，人民的生活条件却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所致。规划不合理，好大喜功，谋求政绩，把城市改造当成自己饭厅装修??这些种种正成为了目前我国城市畸形扩大化的罪魁祸首。看看经历过“工业化城市阵痛”的西
欧就知道，毁坏是多么容易，而重新找回却是那样的难，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告诫过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而城市定位无法一步到位，这也是全国城市的通病，除了北京能高瞻远瞩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外，谁能一口把话说绝？当然，我们期待理性的回归，大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不适已给中小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中国目前并不是要继续扩大大城市规模，发展新型乡镇才当务之急，如何把握好开发这个度，并不是广州一城的难题，而是全国城市急待解决的难题。 广州，其实正是中国城市急功近利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中国人（非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从香港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华南一带的人对数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敏感，这正是穷苦而无助惯了的普遍的国人往往都摆脱不了迷茫和迷信，只是广州其表现上更为强烈一些罢了！另外好吃，贪利，好色，贪乐，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人的一生就是在围绕这七个方面痛苦，在广州，把它们对立面的魔鬼一个个放了出来，在貌似暧昧和华丽的灯下疯狂的群舞，直到衰竭，直到消亡。广州其实是一个英雄的城市，革命的城市，这里爆发过号称中国“巴黎公社”的广州起义，长眠着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矗立着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的中山先生纪念堂??所以广州也选择了红棉花作为自己的市花，要知道，这红棉花可是英雄之花啊！的确，广州是本不应该让人感知如此浮躁的！ 其实，“变”或“不变”并不是广州的要害问题，关键是理念的认同和思想的一致。历史上，岭南人一代代在南方生生不息，巨大的灾变和空前的繁华，在时光中同样只占有一瞬间，而他们生活的核心一直不变，广州的发展并不是要求放弃自身几千年的习俗和文化，只是希望把目光能放远些，眼界能放阔点，否则，那已变成“商业的文化”就只会像泼出去的水，永远不能再收回来了！
作者：shuraul 回复日期：2006-9-13 14:32:30 四、若愚者有如武汉
武汉人乃至湖北人应该是很怀念武汉在过去的一大堆荣耀的，比起民国时代的院辖市（意为现在的直辖市）地位和当年足可指挥六省二市时的的中南局时代，武汉如今的号召力是大不如前了，只留下过去残存的一些“中南”字号（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来聊以自慰。而从鼎鼎大名的“汉阳造”到响当当的“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武字号家族”和“金鸡”、“莺歌”、“荷花“等著名品牌，武汉得到过很多，如今，也失去了很多，至今已是“不作大哥好多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型的国有企业转制，武汉在不觉中早被推向前台，庆幸的是，武汉不是东北一些单一资源开发型城市，也不是沿海一些单纯靠外资撑起来的城市，大武汉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内涵，作为中西部科教水平数一数二的城市，武汉的确已经在新世纪的人才竞争中占了先手，但困扰多年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把武汉的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出来的东西内化，现在的武汉留不住人，高校毕业生们纷纷拥向沿海，造成武汉把目光投向湖南、重庆，这一点从活跃在武汉的大批湖南人、重庆人即可觉察。但湖南人还在减少，人家都南下广州深圳去了，武汉的老本总是会啃光的，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