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
——国内梁启超研究综述 吕思聪
提起梁启超，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国内外研究他的著述、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绝大多数材料都集中在研究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上，也即“政治家梁启超”和“学者梁启超”的行状事略，涉及其办报活动的少之又少；即使提及梁氏办报活动，许多资料要么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要么只是把办报活动作为背景材料，着力论述的仍是报章之作中透露出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因而在这些资料中，从“新闻人”角度研究梁启超的就显得尤其宝贵。笔者对于国内1研究“新闻人梁启超”的资料作了一番综述，希望能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通过研读大量材料，笔者发现，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对于梁启超新闻活动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的综述将按不同的历史阶段展开，并且将对梁启超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早期新闻史学者的初步探索，也有梁启超弟子、故交撰写的传记或回忆文章。总体上讲，当时的研究已具备了基本史实的陈述，提供了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框架，但都不够详尽。由于多为梁氏身边之人所作，感性叙事较多，客观分析较少。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研究。其中又可分出两大研究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和新闻思想研究范式。
三是1949年以后台湾的研究。台湾学人继承了中国旧史学重视史料的特点，故其著述具有史料翔实、考辨精细的特点。但他们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因素在著述中时隐时现。
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
众所周知，梁启超的办报活动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也正是他政治与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梁氏尚未辞世的1927年，我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戈公振先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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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条件所限，能够找到的海外研究资料不多，且没有专门研究“新闻人梁启超”的文献，故略去。有兴趣可参看（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伟等译。
《中国报学史》。这部被学界公认为中国第一部权威新闻史著作的书，对于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作了初步介绍。
戈著《中国报学史》简要介绍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核心的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强学报》的情况，并罗列了梁启超在清朝末年所办的一系列报纸，如《时务报》、《清议报》（光绪二十四年，横滨）、《新民丛报》（光绪二十七年，横滨）、《新小说报》（光绪二十七年）、《政论》（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国风报》（宣统二年，上海），一应俱全。每份报纸都列出其开本、发行频率、创办地点、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使人一目了然。2该著作具备了梁启超清末办报的基本史实，部分细节（如梁启超年少气盛，不满张之洞干涉而离开《时务报》）也有略写；但具体描述不够详尽，且有史无论，看不到对梁启超办报活动的评价和对梁氏新闻思想的研究。
这一时期另一份比较重要的文献是史学家吴其昌所撰之《梁启超传》。吴其昌曾在清华大学师从梁启超，故此传记中对梁启超颇多赞誉、钦佩之词。书中有一节“梁氏后来对于祖国命运的影响”，其中一段专论“报纸的改革”，引用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的原文，称未办维新派报纸之前“凡是没有‘洋人’与‘租界’的都会，一概没有报纸”，大都会虽有报纸，但也大多是“呕饭而又痛心”、“读之唯恐不卧”的下流东西3，盛赞梁氏开创中国一代报业风气之功。随后，称梁启超办报“艰苦卓绝得可敬，而简陋幼稚得可笑”，高度评价《中外纪闻》是“近代中国有正式意义的新闻开始的第一页”4，还略写了《强学报》与《时务报》的创办。吴著传记有了对梁启超新闻活动的评价，可说是填补了《中国报学史》有史无论的空白，但毕竟是私修传记，感情成分远胜于理性分析。而且，梁启超新闻活动的篇幅只占全书的很小一部分。
此外还有数种关于梁启超的回忆文章，皆不外乎缅怀先人之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基本史料齐备，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搭建了基本的框架；二是大多不够详尽，且多集中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上，较少涉及此后“报人梁启超”的活动。如戈著《中国报学史》，对梁氏报人生涯中颇为重要的《新民丛报》和《民报》论战时期，仅在“论君宪民主之论战”一节中提到了一次梁启超的名字5，未有详论。吴著《梁启超传》更是只写到戊戌政变为止，此后梁启超的一切活动都只字未提。后续的研究工作，则有待新中国学人去继续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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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3-125页。 吴其昌著，《梁启超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4
同上，第86页。 5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9页。
二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的新闻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闻传播史学科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由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几乎所有新闻史学者都绕不开《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梁启超办报生涯中的代表作。但是，各家各派的研究方法各异、角度不一，很难做出统一的概括。笔者分析了手头所有的中国大陆研究资料，认为大陆的梁启超研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研究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和新闻思想研究范式。
一）阶级分析范式
这一范式多见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资料中。其基本研究方法是中国官方历史学研究的阶级分析法，文献的叙事话语与评论也无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此类著述大多先给梁启超贴上“资产阶级维新派（或改良派）”的标签，再依据这一“阶级属性”来分析其办报活动。
较为集中地反映这一范式的梁启超传记是孟祥才的《梁启超传》。该传记完全从建国后官方历史学的定论出发，既称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卓越宣传家”，又时时刻刻不忘在描述中暴露其“阶级局限性”。如在叙述梁启超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时，举出史料强调梁启超对张之洞的赞扬，以此证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看不清洋务派与顽固派在根本观点上的一致”6；还称梁启超是改良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的“改良派主帅”，对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驳斥革命派的文章，一律以“反动”论之。该传记虽没有单独分析梁启超报刊活动或新闻思想的章节，但其“一切从阶级属性出发”的特点是阶级分析范式的著述所共有的。
另一部属于该范式的著作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新闻史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书以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来划分章节，对梁启超的研究贯穿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史当中。论梁启超办《时务报》与《新民丛报》，仍不忘带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定语。但相比前述《梁启超传》，该教材对梁启超办报活动的评价要客观、公允一些：批判《新民丛报》“污蔑革命派”的同时，也指出它“在客观上起到了”介绍西方思想学说的“积极作用”；称“康梁保皇会”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出版物已经具有了党报和机关报的性质8。
少数民族新闻史专家白润生所著《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也可视为这一范式的研究成果。书中有对梁启超报人生涯的专节论述，篇幅不长，但基本涵盖了梁氏新闻思想的“耳目喉舌”论、“去塞求通”论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原则等重要内容。但是，该书仍然没有跳出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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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8
同上，第68-69页。
话语的框框，不仅说戊戌变法后的梁启超“追随清王朝的立宪丑剧”，“投靠北洋军阀，成为反革命的一面旗帜”9，而且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还是以“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来概括。
应该说，阶级分析范式所运用的史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在史料保存上功不可没；且许多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对梁启超的批判也不都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该范式的问题在于不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经常先入为主地对历史人物做脸谱化的解读；研究者往往站在当代制高点上俯视过去，对于历史缺乏应有的“同情之理解”；阶级属性的概括也太过简单，不能全面解释梁启超新闻思想。比如，梁启超的许多新闻思想，如“耳目喉舌”、办报四原则等，在今天也具有适用性，并非专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又怎能以“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来简单地概括呢？
二）新闻思想研究范式
要研究“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就不可能避开他的新闻思想不谈。毕竟他的新闻思想是他带给中国新闻界的最大贡献之一；不少思想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可谓造福舆坛、泽被后世。所以，在不少新闻史著作中，“梁启超研究”和“梁启超新闻思想研究”几乎是同义语。笔者将这种集中研究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范式称为“新闻思想研究范式”。
刘家林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就体现了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除罗列梁启超主导下维新派办报活动的史实之外，作者还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其基本内容也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去塞求通”、“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0之类。此书的亮点在于，它在同类著作中较早地明确指出，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提出“党报”概念的第一人11；而且，作者充分运用各种史料，着力突出了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对西方思想的大量引进，甚至有其他著作不常见的梁启超介绍麦喀士12及其社会主义的内容。通读有关章节，则可发现讲述新闻思想的段落要占绝大部分，故将其列入“新闻思想研究范式”之中。
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也视梁启超新闻思想为研究的重点。这本教材关于梁氏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阐述得与刘著《中国新闻通史》差不多，故不加赘述。此外，还提到了梁启超通过办报倡导的“新文体”，认为梁启超对中国报业的贡献集中在新闻思想和文风改革两个方面。
李彬的《中国新闻社会史》，也可视为新闻思想研究范式的范例。这部著作的史料选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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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润生编著，《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原文如此，参看刘家林编著，《中国新闻通史（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11
同上，第159页。 12
现在通译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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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著作相差无几，史实陈述也不如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详细。但此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是社会史范式的运用。作者写到梁启超新闻活动的时候，不局限于梁启超本人一隅，而是旁征博引，利用大量相关材料来体现新闻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由梁氏的“舆论之母”一说引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由“非大勇不能为敌”13引出邓小平破除“两个凡是”，凡此种种，皆为此书打通古今、贯通新闻与社会的例证。此书还阐述了梁启超“变骇为习”的舆论操作手段14，为同类著作所罕有。
改革开放之后，新闻传播学界大量的研究论文也集中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这一议题上，因而也可归入“新闻思想研究范式”。只不过这些论文立意各异，侧重点不同，既有从新闻史角度进行评论的，也有从传播学、舆论学等诸多角度对梁启超加以解读的。但无论如何变化，这些论文始终跳不出“新闻思想”的范围，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三 1949年以后台湾学者的研究
最后介绍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完全隔离开来，两岸的学术界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相比大陆新闻传播学学者，台湾学人接续了较多民国旧史学的传统，因而梁启超研究著作中的史料考证也就更加精细。
民国著名报人曾虚白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事业。他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被收入台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大专用书”，带有那个“戒严”时期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此书与前述许多新闻史著作一样，将清末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专列章节进行叙述，自然也提到了梁启超。但是，此书对于梁启超的介绍是与康有为、汪康年等人的活动混杂在一起的，并没有对梁启超进行专门研究。而且，书中维新派办报的具体细节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所述几乎完全一样，不敢越前人之雷池一步，其较弱的原创性影响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另一部同样被编入“大专用书”的是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年初版）。作者不仅陈述了梁启超办报活动的基本史实，而且对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维新派报刊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比如，他把汪康年和梁启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政论报章起到了传播宪政思想、开发知识分子识见的作用15；还称汪、梁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报业有“树立报人国士精神”、“确认报业天职”、“建立报业道德信守”三大建树16。此外，作者还提到了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和《大中华》，这是前述著作、论文都不曾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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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没有一定的勇气，是不能向正统的舆论发起挑战，从而引导先进思想的。 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15
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80-82页。 16
同上，第8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