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计划，这是国家科技政策演化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标志。
除了在高等教育系统实施的211计划以外，1993年以来其他支持科研基地建设的国家计划还包括：（1）1996年开始实施的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计划”，在数家大型企业建立R&D中心，被资助的企业包括海尔，长虹等；（2）1998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试点的“知识创新工程”。
此外，国家已经确立的科研计划继续实施，而且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有更大的动作。1997年，开始实施的“973计划”，是继自然科学基金和攀登计划后又一个高强度的以支持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计划。
上述计划的投资额度明显超过80年代开始实施的国家计划，也算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一个反映吧。
除以上科技计划外，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性文件。根据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993年，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1994年，国务院制订《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提出，到2000年，全社会R&D支出将达到全国GDP的1.5%，但事实上只达到了不到1%；
199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继续贯彻1985年以来的改革思路；
1996年，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1997年，国家科委颁布《“九五”期间科教兴市工作要点》；
在1998年开始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教委确定了重点支持的10所高等院校，其中，尤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得到了巨额的资助；
近几年，国家明显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对科技产业化项目实行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对科研机构专制为企业给予专项政策支持。1999年5月，颁布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方案；2000年7月，发布建设部等11个部门134个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看起来，这次转制，不再停留在文件上，而是动真格的了。转制的具体结果不太了解，可能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这一阶段国家科技政策的特征，可以用调整和创新来概括。这是因为：
第一，国家明显调整了国家计划资助的方式，从单纯的以项目为核心的方式，变为支持项目和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并重的方式，支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
第二，“创新”作为一个词汇，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政策文件之中，科技政策中，越来越强调创新。体现在国家计划的设置上，这一阶段明显增加了支持基础研究的计划。
这一阶段虽然从1993年实施211计划开始，但真正下大力气的调整措施，则是自1997年开始的，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作证。眼见的成效是：国内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幅度回升，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大提高，社会重新树立的尊重知识的风气。一批研究机构按照新机制运行，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大批海龟加盟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改革开放后国内培养的博士也逐步挑起了科研工作的大梁，缓解了青黄不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