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工作中社会学的想象力：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李伟1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摘要：纵观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无论是最初的引入，中途的取消，还是之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它都与社会学“如影随形”，渊源极深。社会学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广泛的智力支撑，尤其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不可或缺。这种想象力具体包括结构分析（共时性）和历史分析（历时性）两个方面，即横向的、静态的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纵向的、动态的历史过程的考察。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前者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后者有助于认识社会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面对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大量结构性困境，这种分析视角对于农村社会工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分析；历史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距上世纪20年代社会工作随社会学被引入中国已接近百年。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被取消，从80年代中期恢复至今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无论是最初的引进、中途的取消还是之后的发展，社会工作都与社会学“如影随形”，二者渊源极深。在各高校中，社会工作往往与社会学处于同一系所，如早期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金陵大学的社会学系。“而在北美许多高校中，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发展则相对成熟，一般都建立了独立的社会工作学院”[1]。同时，在当前的学科体系设置中，社会工作被教育部列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从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
毋庸置疑，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关系密切，有人认为它们是相互支持的[2]，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完全对立的[3,4]。（Davies, 1981,1985）。二者的联系体现在社会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为社会工作开展的助人服务活动提供了智力支持，“一般来讲，社会学为社会工作奠定了认识（知识）基础。社会学也偶尔为社会工作实务范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比如整合方法和系统理论”[5]。同时，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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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博士研究生
作的认识论基础，如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女权主义等都与社会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纯粹从理论上探讨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具体关系较为抽象和晦涩，难以获得有效的说服力。基于此，本文以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为分析视角，通过一个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项目来探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意义。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由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在问世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系统的论述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6]3。具体而言，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包括历史的视角和社会结构的视角两个方面，即结构分析和历史分析。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含义模糊、歧义丛生的概念。简单来说，结构可以理解为某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家庭结构为例，首先是家庭的组成元素，如夫妻、子女、老人等；然后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结构是一个极为笼统和宽泛的概念，因为社会的成分纷繁复杂，小到个人、家庭，大到社区、社会组织。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结构，如家庭结构、社区结构、组织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结构分析的视角，即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困扰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论题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6] 6-7。在这里，结构分析的视角是米尔斯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工具。在他看来，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与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出发才能理解个人经历，“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 [6] 9。
所谓“历史的视角”，“即个人只有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
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6]4。表面看来，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研究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任务。但米尔斯不这么认为，他极力主张社会科学领域对历史的运用。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用一章（第八章）的篇幅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我们时代的诸种问题，现在包括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描述”[6] 154。他认为具备历史分析的视角对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没有哪门社会科学能被假定是超越了历史的。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6] 156-157。
三、吉沙参与式发展项目
（一）项目缘起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英文简称CBIK）是成立于云南的一家NGO，其组织目标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社区生计及发扬乡土知识。吉沙村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它由上吉沙和下吉沙两个自然村组成。吉沙村附近的千湖山风景秀丽，山上有美丽的原始森林和湖泊。上世纪60年代，为了满足国家“大三线”建设项目的需要，村庄的原始森林遭到了长达20年时间的砍伐。为解决生计问题，当地村民也加入了砍伐的行列。森林砍伐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用当地村民的话说“鸟儿没了，庄稼病虫害多了，风大了，霜冻提前了”。1998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天然林“禁伐令”后，又有开发商想在此搞旅游项目开发。当地村民因外来的开发商和自己的生计问题陷入困境。 2OO0年秋，云南省政府与世界环球基金GEF和亚洲发展银行ADB合作，希望在滇西北探索一条以当地社区为基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的途径。云南省计委牵头，CBIK、云南省社科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织了7个调研小组分赴滇西北开展调查及选点，了解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了解目前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威胁与压力。这些组织在吉沙采取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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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来源于项目组成员李波、谢鸿妍的田野笔记，详见“吉沙——我们有一个梦”，《华夏人文地理》2003年第1期。由于原文较长，本文引用时在不变原意的基础上对案例进行了缩减。
交叉的调查手段，用民族植物学、动物学、参与式快速评估的各种方法，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相互渗透，完成了吉沙的调查报告。但是在2001年，云南省政府与亚行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合作项目由于贷款利息等方面的原因被搁浅了。后来在多方努力下，CBIK与荷兰一家发展组织ICCO达成合作协议，获得了25万元的项目资金，项目得以继续进行。 （二）项目目标
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具体而言，一是帮助村民建一个保温节能的藏式招待所，改善接待设施，并培训旅游接待队伍；二是成立一个由村民自己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承担行政和财务的管理责任，让每一个资源拥有者都拥有话语权。 （三）与政府的第一次沟通
CBIK的项目设计方案出炉后，便向当地的县乡政府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情况。县政府的态度是积极和肯定的，虽然并未给予实质的帮助。乡政府虽然也欢迎，但考虑到此前已经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共同开发旅游资源的协议，担心两个项目会有冲突，所以有些不情愿，希望CBIK更换地点。但将吉沙村选作项目点是基于前期大量的调查，更改项目点会带来其他的麻烦。而且CBIK正是看到无论在计划经济中政府主导的森林砍伐，还是在市场经济中由公司推进的旅游开发活动，当地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犯，项目的宗旨就是要面对这一现实，寻求解决的方案。 （四）村民的疑惑
CBIK项目组进入吉沙村开展各项调查，前期工作进展尚顺利。但为项目而召开的村民大会却引发出许多潜藏的矛盾。开始有的村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因为他们以前与外来机构打交道总是吃亏多，但CBIK却出钱帮助吉沙村建招待所、发展旅游而不图回报。继而，村民又担心CBIK撤出以后，招待所的归属权和收入的分配权被少数人把持。因为村里的财务一直没有公开，村民对此早有不满。虽然大部分村民仍旧支持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始终伴随着村民的各种猜疑和谣言。吉沙村有两位社长，其中一位对项目十分支持，但也因此承受着许多压力。当开发商介入时，两个社长迫于上级政府的压力退出了项目。 （五）开发商的介入
后期开发商的介入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据CBIK了解，开发商与乡政府之间曾在1999年达成一个有关承包吉沙村千湖山风景区土地使用开发权的协议。但大多数村民对这个协议的内容都不了解。此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乡政府没有权限批准国有林或集体林的土地承包及转让。因此事实上这是个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协议。但开发商的承诺对急于招商引资的政府有很大的吸引力。在CBIK进入吉沙开展项目之前，开发商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投资活动。随着CBIK项目紧锣密鼓地展开，开发商有所不满，认为他们的开发合同签订在前，而CBIK的项目干扰了他们的活动。但开发商并没有直接找CBIK谈判，而是希望乡政府能够出面解决。据CBIK项目负责人称，当时散布着许多谣言，有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有怀疑那些支持项目的村民从中拿到好处的等。 （六）乡政府的协调
虽然CBIK的原意只要村民能够共同合作将项目顺利开展下去，而并不希望与开发商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想过多惊动政府部门。但由于村民一直担心CBIK撤出之后，招待所的产权和收入分配权会被少数人把持，CBIK决定到县里进行公证，而公证必须获得乡政府的介绍信。此外，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增，CBIK也认为有必要找乡政府澄清一些事实。于是在乡政府的协调下，开发商与CBIK之间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会议气氛不太友好，双方各执一词。开发商认定自己签署合同在先，而质疑CBIK项目的合法性；CBIK则声称自身为非营利组织，所开展项目纯以扶贫为目的，公司与乡政府签订的合同不是CBIK能否在吉沙村实施扶贫项目的前提。最后乡政府打圆场，认为双方的目的没有矛盾和冲突。CBIK如愿以偿获得乡政府的介绍信。公司则与吉沙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然而从合同签订的程序看，颇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比如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而只是有少数村民在合同上按了手印，合同的很多条款也不利于村民权利的维护。 （七）目标调整
经过一段时间反省，CBIK重新为自身找到定位。他们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村民是否有能力作出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社区的选择，而CBIK所开展的项目即是为村民提供的一种选择，而开发商的合同也是一种选择。当村民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社区内部能有更充分的沟通和协商，也即村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能获得更好的保证，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也将对自身、对社区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