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条其实是个定性判断（经验判断或价值判断），在法律人士看来第六条其实是可有可无。中国及世界PPP项目的实践均表明“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适宜采取PPP模式。能否反过来讲“投资规模不大、但有需求、价格调整机制不太灵活、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不适宜采取PPP模式吗？恰恰是“投资规模不大、但有需求、价格调整机制不太灵活、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更需要PPP。那些项目可以采取PPP模式？笔者认为国家发改委“政府指导下的最新操作模式分为经营性项目（具有明确的收费基础，并且经营收费能够完全覆盖投资成本的项目）、准经营性项目（经营收费不足以覆盖投资成本、需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或资源的项目，可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附加部分补贴或直接投资参股等措施）、非经营性项目（缺乏“使用者付费”基础、主要依靠“政府付费”回收投资成本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改投资（2014）2724号文）或许更全面。笔者要指出的是（提醒）“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是否就必须采取PPP模式吗？这要结合物有所值来判断，详见下面论述。
笔者认为PPP模式实际是个治国模式，各行各业都可以适用PPP模式包括政治体制。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4]76号)强调，PPP“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如此重要的变革（改革）举措更应该做好顶层设计。
（二）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八条“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之规定？
笔者认为，根据国际上最佳实践，第八条规定则是牵住了是否实施PPP模式的牛鼻子。根据财金（2014）113号文对定性和定量的解释，笔者可以得出结论：项目适宜或不适宜采取PPP模式不在于“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是在于采取PPP模式“与采用政府传统采购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及采取PPP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笔者将第八条要表达的观点提炼出（明确）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是项目是否适用PPP模式的关键（前提条件）。
（三）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九条“为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对部分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每年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等财政支出不得超出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
笔者认为，第九条规定十分有意思，可以解读（理解）为财政部门的一票否决制。在财税体制改革的大的背景下，十分必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的定位是“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过去所讲的“财政是庶政之母”有异曲同工之处，皆说明了财政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财政部门一票否决制这其实是财神爷最最利害之处。“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这是财政部特有的角度，地方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可能如此考虑问题。是否可以理解第九条实为实施PPP模式前提条件（关键）？如此理解非常正确（当然不错）。举轻明重，传统模式（政府投资项目）更应该“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笔者认为第九条规定可以如此理解（引申）：如果政府没有财政承受能力，甭说PPP模式项目就是传统模式项目都不能上马。笔者认为，按照逻辑发展的脉络，第九条之规定应该放在第八条之前：只有通过了财政承受能力的项目（PPP项目和非PPP项目）（项目上不上问题）才可以进行“物有所值”的评价（项目如何上问题）。
（四）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十二条“财政部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应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通过验证的，由项目实施机构报政府审核；未通过验证的，可在实施方案调整后重新验证；经重新验证仍不能通过的，不再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规定？
项目识别是适用PPP模式的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同于国际私法中的识别问题。国际上的经验表明，项目适用PPP模式前提条件是物有所值，对此财金[2014]113号文的主笔十分清楚。财金[2014]113号文其实明确了通过“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是项目适用PPP模式的前提条件。笔者在此要强调，鉴于“项目识别”中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的重要性，中央部门应该出台相关操作指南。地方确实需要中央层面的指导，地方政府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标准合同、技术规范，如何Value for money。
（五）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文第十七条关于项目采购方式之规定？
虽然财金[2014]113号文规定“项目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开展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执行”，但是财金[2014]113号文编制者十分清楚“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是PPP项目采购最佳实践。故在财金[2014]113号文对“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作出十分详细的规定。笔者也认为，按照目前法律规定，PPP项目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在《招标投标法》管辖下，工程采购采取公开招投标是常态。如果工程项目实施“竞争性磋商”则要修法。
（六）如何理解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关于争议之规定？
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提到在项目合同执行和管理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应重点关注“合同修订、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都是重大问题。律师对争议解决条款十分关注，然而财金[2014]113号第二十八条关于“（三）争议解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项目合同约定，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可就发生争议且无法协商达成一致的事项，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没有采纳国际上通行的“争议解决升级条款”的最佳模式。笔者希望在将来出台的标准合同文本中见到同国际接轨的关于纠纷处理升级条款。
五、结论和建议
（一）笔者没有能力对推进PPP模式遇到的重大问题谈体会遑论谈观点，笔者仅仅是围绕着财金[2014]113号文部分相关条款谈点学习体会。
（二）建议尽快出台PPP专门法律，对推进PPP项目法律障碍进行清障，对顺利进行PPP项目牵涉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做好PPP顶层设计。当务之急是要参考国际上最佳实践，总结中国几十年BOT/PPP本土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PPP法律、标准合同文本和操作指引。
（三）建议中央相关部门出台一份（二份就多了）“物有所值评价指南”切实指导PPP项目识别工作。
（四）建议在中央层面成立PPP中心，协调管理立项、评估、筛选、招投评标、监管、统计、经验总结推广、实施指南、示范合同等。如果不能成立实体机构，则应成立一个明确由副总理牵头的跨部委PPP协调机构，旅游行业都有哦。
（作者：李继忠，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工程师，湖北律师协会建筑与房地产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章学祥，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