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
——《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则是两人思想精髓的体现，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发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
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则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直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
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章学诚提出对学问的研究必须做到“经世致用”。在《文史通义》一书开始他就说：“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是保存先王制度的史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主张通过史书来借鉴治世之道。
三、反对文人修史。刘知幾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世人看重文采，崇尚浮丽，写史者追求词藻之华丽，文句之对偶，结果“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样的史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史通·载文》）。当然，也不是说他不主张史家修史讲究文采。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 ”。所以，他认为编撰史书一定要讲究叙事，好的史家也一定要善于叙事。何谓善于叙事？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简、晦、朴。简是“文约而事丰”，晦是言简而意赅，朴是清晰明白，不滥加修饰，浓墨重彩。
章学诚认为文人写作注重手法技巧、修辞炼句，但史家写史则注重史料，注重言之有据。反对文人修史，实际上是反对文人在写史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认为，文人不能修史是由两种学科的分工不同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人能力大小。
二、史家修养理论的异同
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明确指出一个史家应同时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指具备历史的编纂方法和表达能力。“史学”指具备广博的知识、积累充足的史料。“史识”则指对历史事件、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能力，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善恶必书的态度。
所谓“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当时对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的回答。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十分推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提出了“史德”说。因此，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点。 一、刘知幾与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
刘知幾认为：“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史通·核才》），从事历史写作，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非常重要，没有好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就无法准确流畅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自然也难以广泛流传。关于“史学”，他主张博学多闻，广采众说，认为积累充足史料、扩大眼界是治史的基础。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刘知幾明确史家只有做到博学多闻才能成为一家，流传于后世。至于“史识”，刘知幾则强调：“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家要有忠于史职、坚持直书的精神。他在《史通·鉴识》中指出，历史传承主要靠文章，史学家在写文章时应当“辨其利害、明其善恶”。他指出史家还应具备认识历史的理论水平，“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史通·杂说下》），如果史家对史料缺乏鉴别能力，即使拥有再多的材料和知识也是枉然。
同样，章学诚也主张一个良史应具备“史才”，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非才无以善其文”，如果一个史家没有组织史料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就不能写好文章，而文章写不好，就不能达到以史传意的效果。章学诚也认为历史需通过具体史事来体现，没有丰富的史料，历史的研究进程就无法推进，即“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对“史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他认为文辞就像财富货币，而史识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会经营比拥有财富更重要。由上可见，两人都认为“才、学、识”是史家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二、刘知幾重“史识”，章学诚重“史德”
刘知幾认为“史识”最重要。他认为史识是史学的灵魂所在，“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史通·采撰》）。在收集材料时，应具有史识，要能辨别材料真伪，要具备对
历史事件、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及判断能力。在写作历史时，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秉笔直书。为此，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作《直书》、《曲笔》两篇，强调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他极力赞扬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家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气概，对那些曲笔之徒则进行了猛烈批判，把他们当做“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因此，在刘知幾看来，“史识”最为重要。
章学诚则最重“史德”。虽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极为赞赏，特别对“史才三长”中的史识更是推崇，但他认为如果仅用“史才三长”来概括优秀史家应具备的全部修养是明显不够的，正如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所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此，章学诚在总结刘知幾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史德”说，深化和发展了刘知幾的史家修养理论。“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所谓“史德”就是史家的心术，这种心术指史家在从事历史写作时，是否对历史存有敬畏之心，能否忠于客观史实。章学诚在《史德》中指出：“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惑，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66~67）。写文章时要有史德，要心平气和，心术端正。如果一个人没有史德约束，不能做到心平气和，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容易加入个人感情，容易丧失客观真实性。因此，章学诚认为“史德”是更为重要的。
虽然刘知幾的史识中也包含按照客观事实、秉笔直书的观点，但章学诚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在刘知幾“史才三长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说。
三、“史法”与“史意 ”
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主要探讨和总结史书体裁、体例，尤其详细讨论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源流和得失，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编纂经验，提出了一些改造前朝史的主张和设想。与刘知幾所不同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侧重对史家撰述思想的研究，他自己也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二》）
“史法”，按章学诚的说法大体是指“馆局纂修”，即史书编纂的方法。《史通》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史学批判，刘知幾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史
通·原序》）。从此书内容看，刘知幾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撰、文字表述、撰述原则等。从以上来看，《史通》可看作是一部探讨“史法”的著作。当然，刘知幾不仅重视“史法”，而且也并未忽视对“史意”的探讨，如“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史通·自叙》）。刘知几的“史意”在于维护名教，实现史学的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如此。由斯言之，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
章学诚通过对前代史学家特别是刘知幾的比较分析，认为只有具备“史意”的史学才是正真的史学，“史意”是史学的核心问题。章学诚所说“史意”就是治史的“意旨”，即宗旨和意图。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之力以成之”（《文史通义·史德》），“史意”必须要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发展中得出客观认识，才能达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最终目的。
可以说，刘知幾确实重“史法”，但同时也重“史意”。刘知幾的“史意”倾向于维护名教，惩恶劝善，强调史学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章学诚的“史意”则着重指出史家要有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形成所谓的“独断之学”。
四、史书编纂主张的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我国史学大家，他们对于以往史书的编纂方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批判，并同时有着自己的观点。
刘知幾对历史编纂学的论述，在《史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无论是对各类史书的批评，还是对历代史书修纂情况的论述，都贯穿着自己对于修史方法的看法。内篇对纪传史各构成部分的撰写方法、义例尺度详加申述，对史书载文、书事、记人等，都有专篇议论。他的主张主要表现在：
一、主张史书编纂的规范化，提出本纪只能记载帝王，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批评班固不该在《汉书》中设《古今人表》；批评《隋书》纳入南朝梁代史事不合断限。指出本纪不能写成列传一样的形式，对世家、列传等义例的问题也都有明确见解，主张史书规范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二、主张改造创新书志。他主张删改《艺文志》，认为汉书以下历代正史多
设艺文志，“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史通·书志》），这样长此以往重复记载现象严重，因此他建议“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后世许多纪传体史书采纳了这一主张。再者，他还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刘知幾提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书志》）。他认真考察历代正史，认为诸志列名，可以前略而后详，也可以古无而今有。
章学诚在吸收前人史学编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表现在： 一、主张改进史书体例。针对纪传体史书体例趋于僵化的弊病，他提出：首先，史书应当立图、设人物表，这点与刘知幾认为图表繁复无用的主张正好相反。章学诚认为“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缺一而不可者也。况州郡图经，尤前人之所重耶”（《文史通义》和州志·舆地图），图表具有清晰明了记载史事的作用。其次，他还主张列传除了记人之外还应以记事名篇、设立“史篇别录”等，这些创见多得自修志中对方志体例的实际改进和创新。
二、提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章学诚泛读群史，发现史书虽多为史官所撰，却都不为史官设立专门类传，于是提出纪传体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的见解（《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他推想史书的史官传也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
综上所述，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同异并存。在史学批判思想方面，他们都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都注重史学的现实功能；都反对文人修史，认为文人修史会使史事失实。在史家修养思想方面，他们都推崇“史才三长”，但刘知幾更注重“史实”，而章学诚则明确提出注重“史德”。在“史法”与“史意”方面，章学诚认为刘知幾主“史法”，他主“史意”，实际上两人都谈及“史意”，只是所关心重点不同。在史书编纂思想主张上，刘知幾与章学诚都主张对以往的史书体例进行创新，但在具体的建议上两人存在着差异。相比之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比刘知幾的更加深入，更加体系化，以致推动中国古代史学走向了巅峰。
——1.刘知幾 撰、蒲起龙 通释、吕思勉 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章学诚 撰、吕思勉 评：《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