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很多民族志和社会学的研究证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种单向的力量，而是各种力量参与的“竞技场”(Jackson, 2004)。本土文化也从来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与外来文化互动甚至改变它(Watson, 1997; Miller, 1998)。同时，现有研究片面关注消费主义的兴起，然而“消费主义”是产生发展于西方、直至今日西方学术界仍有争论的一个名词，并且也缺乏实证证据证明中国新出现的消费倾向与“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是同质的。
另外，正如现有文献所强调的，中国的“新富”和“中产阶级”非常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昂贵的礼物是显示个人支付能力的一种方式(Wong & Ahuvia, 1998)；只要是进口的，无论奢侈的还是普通的商品都具有某种符号价值(Zhou & Hui, 2003)。但是，“个人的取向”，即出于身体和精神需要而购买的动机，常被研究中国消费文化的学者们所忽略。本文将采用一种动态的、互动的理解全球化的观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消费模式和消费倾向提供更为恰当的分析。
定量分析可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描述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和消费模式，定量数据的图表尤其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消费模式的特征及其如何与社会经济指标相联系。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②包含了有关人口特征和消费行为的一些变量，能够完成这两个任务，也节省了数据收集的精力。
但是，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非常有限，不能充分揭示中产阶级消费生活的复杂性。定量分析也难以获得主观
的解释、个体之间微妙的区别以及消费行为如何被具体的文本所塑造等信息。这三个任务只能由对定性数据的分析来完成。现有研究片面强调消费的符号逻辑和消费主义的倾向，部分原因是研究者热衷于将社会学的理解强加给消费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德沃德(Woodward, 2003)建议了一个有效方法，即从行动者的角度来探索消费问题，试图挖掘消费行为的语言构成：策略、叙述和解释。本研究借助这种研究路径，考察中产阶级对消费选择和行为的解释中暗含着怎样的辩护理由，由此建构出有关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的结论。本研究收集定性数据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
本研究始于定量数据的分析，然后进行访谈和分析。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和深化研究发现并使用定性数据进一步探索相关结论。定量分析能够产生初步的结论和一些分析的结构，而定性数据是丰富的和深度信息的主要来源，将产生研究的主要结论。这是一种以定性数据为主的策略。根据布兰嫩(Brannen, 2008: 57)对大量混合方法研究的分析，该策略被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使用。这种研究策略也类似于梅森(Mason, 2006: 3)所总结的“定性取向的混合研究方法”，不过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比梅森假设的只使用一些定量文献资料要复杂。在梅森(Mason, 2006)看来，这种策略有利于以较大规模的客观样本为背景来理解研究对象；它以定性的方法论逻辑为主导，能够减少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本体论鸿沟”所带来的风险，也避开了产生一种“混合”解释的挑战。因此，混合研究方法的哲学陷阱给本研究带来的威胁较小。
在文化资本和消费文化研究领域，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数据的多元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即MCA)
结合定性访谈数据的分析。这种方法自布迪厄(Bourdieu, 1984)开始受到拥护，在当代研究中仍然受到欢迎(比如Silva & Wright, 2008; Bennett et al., 2009)。秀娃等研究者认为(Silva et al., 2009)，MCA方法提供了一种描述社会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途径——在调查数据的使用中没有预设任何有关“因变量”的分布；对座谈会和定性访谈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述MCA所揭示的区分和整合的形式，深化我们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另外，采用MCA分析也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在CGSS2003中，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为定序变量，本研究尝试了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然而这些定序变量显著地呈偏态分布，所以本研究只能求助于多元对应分析。根据以上的方法论讨论和现有消费文化研究的范式，本研究将应用MCA于调查数据、应用定性分析于访谈数据。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分层如何区分生活方式和消费。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是区分消费行为乃至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结构，③这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的认同(李培林、张翼，2008；刘欣，2007；李友梅，2005)。本研究的定义主要建立在职业基础上，中产阶级指的是CGSS2003中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包括私营业主)、中级和一般机关干部、专业人士及技术人员。都市定义为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城市地区。根据数据，中产阶级占都市总人口的约14.8％，④约占都市就业人口的26％；在都市中，中产和非中产没有显著性别差异，中产阶级年收入集中在1万至6万元之间，只有5.8％的中产阶级年收入超过6万元，接近52％的中产阶级的教育程度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关于定性数据，作者于2008年在北京访谈了29位中产阶级成员，在2007年做过一次试探访谈(pilot interview)。⑤访谈主要
关注消费的三个领域，即日常消费、品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和物质文化(具体理论框架可见朱迪，2012，这里不再赘述)。访谈的结构如下：(1)与行为和社会规范相联系的日常消费，包括购物频率、地点、支出类型、家族购物、为父母子女及他人的消费、赠送礼物、消费中的社会互动，以及代际差异。(2)品味，即对消费品和活动的偏好，关心的是品味在中产阶级中的分布，中产阶级如何在个人品味的基础上做出有关品味的判断，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品味做出辩护。(3)物质文化，主要指物质产品的处置、物质欲望的性质和程度、维持物质欲望和收入之间平衡的策略。(4)消费行为的变化及都市效应，关心的是消费行为在生命历程中的变化及居住在北京对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5)焦虑和困境，关注的是消费中的焦虑、矛盾和压力，以及消费者的策略。(6)最后，人口特征作为背景信息，包括职业、住房、家族、迁移、年龄和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及其它投资、经营等收入)。与定量分析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致，访谈对象的选择也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公务员，同时考虑了职位的级别和雇主的规模。在样本选择过程中，本研究特别注意避免研究者所熟知的人，并希望选取的样本覆盖尽可能广泛的人口特征。这种样本选取策略旨在避免样本局限在某个特殊人群而导致结论的偏差，并非追求概率抽样的普遍性或代表性，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对定性分析的结论使用的是理论推广而非经验推广(详见后文)。
被访者的年龄在27至60岁之间，11位为出生于北京的本地人，15位为男性，分散于诸多行业，单位性质既有国有也有非国有部门。年收入集中于5万至20万元之间；收入的性别差异显著——更多的女性年收入为5万至20万元之间，而更多男性的年收入为20万元以上。
四、城镇人口的消费模式地图：“节俭—适度型”和“奢侈型”
调查数据中有一系列关于社会和个人活动参与的变量，本研究选择了六个有关购买和使用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变量来测量受访者所表现出的主要消费倾向的性质和程度。数据中原始的变量数值标签是同意度量表。⑥但是在解释研究发现时使用这些“符合程度”的标签有些语焉不详，因此本研究将变量转化为有关消费行为参与的变量，即(1)我和我的家人购买“非必需”物品；(2)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去餐馆聚餐；(3)我到较有名气的商店购物；(4)我家拥有名牌耐用消费品；(5)我家使用艺术品装饰家庭；(6)我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同时，原始的同意度量表也被转化为相应的频率量表：1表示频繁，2表示有时，3表示偶尔，4表示从不。可以看出，这些变量大体上测量一种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基本上所有转化后的变量没有改变原有变量的含义，只是第4个和第5个变量在使用频率标签时有些不准确，所以在解释时会稍有调整。
对应分析可以看作是主成分分析在定类变量上的应用，该方法考虑的是主成分分析的几何定义而非统计定义(Blasius & Greenacre, 2006: 12; Greenacre, 2006: 42)。多元对应分析作为一种非线性多变量分析方法，不像主成分分析那样对变量有正态分布的假设，又可以形象地展示两个以上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Greenacre, 2006: 41－42)。此外，MCA还有另外两个优势。首先，研究发现的图表展示非常易于解释。一方面，两个类别之间的距离使得研究者可以推断个体之间的相似程度；另外，每个类别对各个轴的贡献指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