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promoter of learning, a Liu Hsiang who failed.
用两个“as”，把原诗中对仗的整齐性打破。这本译著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文翻
译丛书。
近年来，我国翻译家对用散体译唐诗这种方法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如王守义等译
王昌龄《闺怨》就与上述诸家不同：
she feels happy in her room this spring morning puts on her make-up and goes to the balcony
suddenly she sees below her in the garden poplar and willow in
fresh new colors
thinks bitterly how could she have let him go off
looking for a post as a high court official
译为6行，每2行一节，行首不大写，并且无标点。翁显良在这方面更为大胆，他主张“放开手脚”；“再现绝不是临摹，似或不似，在神不在貌，不妨得其精而忘其粗，这又可以说有极大的自由。至于声律，语言不同，自然要改创，更不必受传统形式的束缚”。他把唐诗译为不押韵、不分行的散文体，不拘泥于词句的对应，不顾及句的长短和次序。如译王之
涣的《登鹳雀楼》：
Westward the sun,ending the day's journey in a slow descentbehind the mountains.Eestward the Yellow River,emptying into the sea.To look beyond, unto the farthest horizon,upward!up
another storey!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译诗打破了原诗句的整齐划一以及次序，译成了散文，完全抛开了唐诗原有的韵律形式。
四
有人说20世纪是“翻译的时代”。纵观唐诗英译的百年历程，大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向，或重声韵，用传统英语诗律翻译唐诗，以求再现唐诗的整体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体译诗，以求传达唐诗艺术的真质。在主张用自由体译诗的学者、译家中，也各自有不同的努力，或简省，或详尽，或照顾到韵脚，或完全抛开押韵和诗行。这两种方向，都有各自的成功之处，又都有各自的遗憾。摆在我们面前仍有许多难题，最重要可能还是韵律与达意的矛盾。诗律有碍达意，“因形害义”；而达意又要丢弃唐诗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损害了唐诗本
貌。真是难以两全其美。
面对这个矛盾，当今有一种主张认为：可以抛弃诗歌语言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的观点；企图在英译中找出唐诗音韵美的对应形式“是徒劳的”；对唐诗的外在美不再去“硬性再现”。笔者认为这种知难而退、方便行事的想法或做法似乎显得太急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诗不可译说”的变相表现。卡茨说得好：“假如押韵、平仄、字数、对仗的确是汉诗形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难道译者不该设法尽量将这些因素连同原文的?精神?一起传达出来吗”？这种观点很中肯。另一方面，唐诗的格律音韵美也不能理解成为简单的外在形式美，假如没有这方面的艺术成就，唐诗就不会呈现出它现在所具有的光彩，哪能引起众多翻译家的兴趣，认为值得翻译介绍给英语世界呢？吴钧陶说自己在翻译工作中对押韵“还是觉得难以舍弃，倒宁愿哪一处差一点也胜过不要这一规律。而且，押韵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只要有可能还是多少把它表现在翻译之中为好”。英语世界中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对这一问题是有共识的。斯坦纳(G.Steiner)说：“翻译之目的乃是把原作的内容吸收过来，同时尽可能保存原作的形式”。“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应该是肖像画家和被画者的关系。好的译
作好比一件新衣裳，既能译出我们所熟悉的固有形式，又不损害其完整的神态”。奈达(E.A.Nida)也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要求形式的对等”。钱钟书拈出“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这应该
也是唐诗英译的最高理想和目标。
出自http://www.surhome.com/read.php?tid=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