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比较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中世纪，“模仿说”一直在西方文艺界影响巨大。甚
至可以说，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前，“模仿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从亚里士多德到贺拉斯，“模仿说”得到继承并逐步发展完善，正是在这种继承的关系下，他们共同缔造了这套相对完整而全面的文艺理论法则体系。作为套理论法则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罗马贺拉斯的《诗艺》相比较，尽管其观点不尽相同，总体上也是遵循这种继承法则与逻辑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文艺与现实的关系
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哲学精神的引导了，虽沿用了其老师柏拉图“模仿说”的观点，但是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理论阐释。首先他提出了文艺的本质是对人生的模仿。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模仿”这一艺术形式。就像他在《诗学》开篇就提到的“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①，以及他在《诗学》第二章开始所提到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②。这便首先从本质上肯定了“模仿”这一创作形式，突破了柏拉图模仿与理式隔着三层的观念。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在文章中肯定了模仿作为人的一种本能，而模仿所表现的普遍本质规律也往往需要借助特殊的具体形象来呈现。
在对文艺的本质问题的看法上，贺拉斯基本上保持了和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一致性。他提出了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作家应“到风俗中到生活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 ③ 。除此之外，文艺作品的对象除了涉及生活中的人事，还需涵盖作家的理性判断，因为判断力是写作成功的开端和源泉。
二.文艺的创作
在文艺创作方面,亚里士多德《诗学》主要向读者阐述了悲剧这一艺术形式。作者采用了大量笔墨解释悲剧的定义以及构成悲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整个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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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且“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⑤。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由事件连缀成的情节构成了悲剧的目的所在，据此他也推断出情节要符合“整体化”原则。
在文学创作问题上，贺拉斯的《诗学》的论述则是偏重从观众角度出发去看待某一具体的文学作品。即“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⑥。而且贺拉斯在亚里士多德“情节整一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得体原则”，即部分与整体的和谐统一。具体体现在，选择事件要条理分明，安排字句要考究小心，语言要符合习惯等等。从内容方面，贺拉斯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提出了文艺要有“雅”、“俗”之分，为新古典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美学影响和社会功用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美是一种真实的快感，是可知可感的。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还在其著作中还具体阐述了悲剧和喜剧快感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而贺拉斯《诗艺》中的美学思想似乎更加明确和系统化。“和谐、折中”的思想在《诗艺》中多有体现。至于社会教化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肯定了悲剧的净化作用。贺拉斯也是赞同这种功用的，他也在其文章中传达了“寓教于乐”、“学”与“娱”两不误的观念。
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都肯定了“模仿”的真实性及其社会基础，他们二者观点上没有过多的向左之处。只是作为后继者的贺拉斯，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说明并且发展完善而已。当然，贺拉斯的个别观点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也应保持一种中立态度。比如其《诗艺》中传达出所谓“高贵”的评价原则也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局限。
注释：①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学》 第一章 第43页 ②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学》 第二章 第45页 ③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艺》 第107页 ④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学》 第六章 第54页 ⑤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学》 第六章 第54页 ⑥ 胡经之、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艺理论选编 上卷》《诗艺》 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