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谈清代边塞纪功碑与国家认同
康熙的这个复古制，是他表明正朔、力求正统的表现；而它带来清朝
纪功碑告成太学的方向改变，实际上是把地方区域的平定从帝王一己之私事变成了天下一统的共识。
清代西北边疆的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伴随着历次西域战事的胜利，亦仿汉唐模式，勒石战地。与前代相异的是，清代皇帝不仅要举行胜利庆典，亦向先师孔子举行释奠祭礼，并勒石太学。久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各府、州、县自上而下立碑于孔庙的现象。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在内地十多个省区都发现了这些碑刻实物或档案史料。他认为在立碑全国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朝廷将西北平定这一“帝王一家之私事”转化为“天下一统之共识”的宣传攻略。它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与官学二元一体的教育体制，向全体汉族知识精英传达了新的帝国疆域与民族构成，努力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体系。所以，清代新疆是一个在江南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始叙述的故事。 上海书评：作为历代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武力征服的象征纪念物，边塞纪功碑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朱玉麒：纪功碑这种方式，不仅限于对战争的纪念，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人类的发明。人们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后，总是希望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后代，来彰显自己做下的巨大功德。你去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会发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记录在一个比人类的个体生命更长久的物质上，从而流传后世。这个物质可能是金属品，可能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是三千多年前埃及记载其民族历史的象形文字纪功碑。人类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铭刻体现了延续人类生命的强烈观念;而通过研究金石，来看以往的人们怎样把他们的文化信息、文明传递给我们，这就是金石学。所以，金石学不仅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其实是世界各人类文明的传统学问。
中国的古人比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这种意识记录在石刻上，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纪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还有;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中国，就有这样的石刻出现了。晚清时期的叶昌炽在《语石》中，根据功能，把纪功碑分成了几种类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也是纪功，但它不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只是纪功碑的一种，叶昌炽归纳为“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我把它简称为“边塞纪功碑”，因为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边疆地域上，发生在西域的战争纪功碑，我们也简称“西域纪功碑”。
关于边塞纪功碑，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头，是燕然刻石。现在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发生在汉与匈奴之间的无数次战争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这个地方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纪念这一场重要的战争，把记载胜利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摩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这一摩崖我们到今天也没有找到，杭爱山现在已经属于蒙古国了，俄罗斯、蒙古国包括中国的学者从阿尔泰山往北找，都没有踪迹。
不过，它的文字被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当时跟随窦宪参加战争的班固所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保存。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摩崖，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就觉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种战争神话，是虚构的。不管是不是虚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边塞战争还有很多，所以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后来的边塞吟咏中传颂不绝。现在电脑方便了，搜一搜“燕然”这个词，就会有一溜的唐诗出现，宋词也是。如果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唐朝人是“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人还没有到达边关，就可以推想到这将来的战争必胜，一定可以提笔来写燕然勒铭的续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已经驻守在了西北边关，还觉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丝毫没有凯旋的信念。唐诗宋词，确实有它各自的时代气息在里面。
燕然刻石虽然找不到，但并非不存在。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
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一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的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据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这样表示——与汉军僵持，所以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这一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纪功。任尚在刻石纪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纪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争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的年代稍晚，在此地被发现的是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三千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战争的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因为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也因此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争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战争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两千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战争之路。战争的相似性使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这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匈奴的战争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反证：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了，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
上海书评：汉代形成的纪功碑传统，在后来一直被继承下来了吗? 朱玉麒：这是可以从后世的实物和史书记载中得到证明的。
以我从事研究的西域史角度来看，中原王朝在汉以后对西域的经营，以唐为盛。唐太宗的时候，要打通整个丝绸之路，征服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其战略的第一步，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派遣侯君集率领交河道行军前往。当时的高昌王麹文泰见过唐初的凋敝，觉得唐军的力量远非隋炀帝时代可比，而且远行沙碛，辎重粮草都是一大难题，根本无法与自己抗衡。没想到唐军轻装捷行，长途跋涉，兵临城下。高昌国掌握了汉地的修城技术，深沟高墙，城门也很牢靠。 但是唐军到了已经攻下的伊州即哈密地区以后，才开始制造重型的攻城器械，这是麹文泰没有想到的。唐军用天山的松树造了很多填隍木、撞门车、抛石机，在后来进攻高昌城的决定性一战中派上了用场。这时的麹文泰已经去世，其子麹智盛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马上就率众投降了。两《唐书》记载，高昌打下之后，“俘智盛及其将吏，侯君集刻石纪功而还”。近百年来，在高昌发掘出了很多石刻，但是侯君集的纪功碑一直没能找到，然而这也并不代表没有。在伊州境内，即发现《裴岑碑》《任尚碑》和焕彩沟石刻的东部天山南北，我们找到了唐朝进攻高昌前夕立下的石刻，可以旁证《侯君集纪功碑》的存在。
当时交河道行军的副总管姜行本，在《唐书》中都有记载。他先期到了伊州，带着自己的小分队上天山砍伐松树做攻城器械。在完成了这些装备之后，看到班超在此地的纪功碑，于是模仿汉代人，也在天山北边的巴里坤和南山口先前提到的焕彩沟汉代石刻上分别勒铭，我们今天统称之为《姜行本纪功碑》;分开来说，巴里坤的是新碑，内容比较完整;南山口的是旧碑，文字残损，但是“贞观十四年”、“姜行本”等关键字都在。它们都是在攻克高昌的战役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立下的纪功碑，表达了对这场战役必胜无疑的信心。巴里坤的新碑在康熙年间就被发现了，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昔匈奴殄灭，窦将军勒燕山之功”，可见唐朝人的刻石，确实受到东汉燕然勒铭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战争的纪功碑由汉而唐，实际上是一个系列的。
后来的西域史事，我们在史书中看到，随着唐朝的西征，打下了高昌，立《侯君集纪功碑》。继续往西，贞观二十二年，打下丝路北道的龟兹国，即今天的库
车一带;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被唐朝派遣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所以征服龟兹之后所建碑就称为《阿史那社尔纪功碑》，《新唐书》的《阿史那社尔传》和《龟兹传》于此事也都明确记载有“刻石纪功而还”、“勒石纪功”字样。高宗年间，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也都纷纷效忠唐朝，唐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羁縻州，龙朔元年(661)派了一个叫王名远的人到吐火罗地区即现在的阿富汗境内立了一块《唐西域记圣德碑》。
而在吐火罗北部的草原地区，即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以碎叶为中心，后来成为西突厥的大本营，也被唐朝征服，调露元年(679)由裴行俭立碑碎叶，后世称《裴行俭纪功碑》，两《唐书·裴行俭传》都强调了“将吏已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唐朝在葱岭东侧(后来又以碎叶替代了焉耆)建立的安西四镇，标志着唐王朝取代西突厥对这里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在开元三年(715)，唐朝军队还在张孝嵩的带领下出击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击败了拔汗那的国王阿了达，建下了《张孝嵩纪功碑》，《资治通鉴》有“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的记载。
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到，唐朝的疆域一直向西拓展，唐代西域纪功碑随着唐王朝的开疆拓边，形成以哈密为中心的涟漪向西辐射，遍布在西域大地取得节节胜利的任何一个地点，一直到葱岭以西。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的纪功碑，在今天的刻石中也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姜行本纪功碑》，就是《侯君集纪功碑》的旁证;王名远立碑，也由赵明诚的《金石录》和更晚近发现的《阿罗憾墓志》得到印证;在碎叶故城周围，也找到了很多汉文碑刻，虽不能确证是《裴行俭纪功碑》，但都是唐代征服碎叶的明证。
这些史料记载和石刻旁证都能够说明，汉文化的纪功碑传统被唐朝所继承，在包括葱岭以西的地区被发扬光大，揭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而且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的约定俗成，影响到了以后西域纪功碑的出现，也为唐以后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这些跨越时代的石刻，确实是燕然勒铭的战争纪功碑的延续，它成了中国军事文化和边塞战争的有机组成元素。
上海书评：清代作为非汉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他们对西域的征服也采用了汉唐的纪功碑传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