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美之间关系的问题
这一方面问题具有发展性,表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变动这一方面,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要特别注重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这一点。
二战史研究会彭训厚研究员和重庆史迪威研究中心敖依昌教授在二战期间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问题上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逐步认识到远东战场对抗击法西斯的重要性,在经济、政治、道义和军事上积极支持中国军民的抗战事业,打破了日本对中国长期实行的陆海空的严密封锁和禁运,改善了中国抗战中武器落后、物资匮乏的状况,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大大提高了中国战场特别是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
武汉大学韩永利副教授在《美国“先德后日”战略调整与中国抗日战场》一文中,翔实地阐述了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间美国“先德后日”战略的调整,及中国战场发挥关键战略作用的问题。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加大了援华力度,以堵住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祸水。但美国援华仍受到其全球战略的限制。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全方位的战略贡献:支持美英挽救太平洋危局;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抑阻了德日有可能的战略连接;极大地支持了美英盟国在短时期内渡过了战略调整期,进入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实施阶段。
苑鲁研究员在《“史迪威事件”产生的原因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启示》一文中指出,“史迪威事件”是整个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质的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向僵化的起点。
(四)关于美法之间关系的问题
严双武副教授在《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战时美国对法政策的转折》的论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法国抵抗力量,一直推行抑制、排斥的政策。尤其对戴高乐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美国更是竭尽所能予以限制、打击。直到战争末期。
四、关于二战中的中国地位与作用问题研究
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场之一,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5]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上,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从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以前西方学者在研究二战史时基本不涉及中国的原因,认为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应努力搞好本国的二战史和抗战史研究,而且高度评价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一是中国与反法西斯各国一起共同打败了法西斯,扭转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使全世界避免了法西斯统治与奴役;二是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前半期战争与动荡的旧时期,开创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三是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以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旧的世界发展模式,建立了战后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世界发展模式。
另外,他和费泉蕙还就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的主流是抗战外交,是建立在抵抗基础之上的外交,是战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时中国外交内容最丰富、最复杂、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刘文书副教授和郑洪在《试论中国战场对二战胜利的决定作用》一文中强调,中国既是最早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又是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国家。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8年英勇抗战,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重大伤亡,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战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为重要的战场,对二战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韩永利在《美国“先德后日”战略调整与中国抗日战场》一文中指出,中国战场是美国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援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为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