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JUNE
建筑与文化
Architecture&Culture
论文
THESIS
P.061
主体集合与其他利益主体对比能否处于优势地位。田子坊自下而上旧城更新的契机来自于上海里弄建筑的大量破坏。在各方利益团体中，打浦桥街道主任郑荣发和“文化商人”吴梅森在组织制度创新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原住民和外来力量与田子坊相关的各利益团体为争取各自的利益进行不断的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田子坊自下而上旧城更新。3.3田子坊旧城更新制度供给的动力机制
田子坊旧城更新以功能的重塑为主体，以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形态的转化为表征，更新实质是参与各方的利益调整。影响这三者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因素是政策、资金、社区政府、原住民和外来力量等作用。 3.3.1政策
国家和地方政策是旧城更新的主要调控手段，决定着旧城更新的方向和形式。国家层面，2006年国家文化局提出对近代的工业遗产进行保护；2007年国家建设部提出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发展理念。国家层面的政策为田子坊更新工业遗产保护、打造“文化艺术街”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地方层面，2004年上海市长韩正提出“开发、保护改造都是发展”的观念；2007年上海副市长杨雄提出“石库门是上海建筑的特色要特别加以保护”。地方政策有利地指导了田子坊更新的具体道路及形式。 3.3.2资金
资金影响着旧城更新的速度和方向，并左右整个旧城更新进程。在更新前期主要为自筹资金，1998年郑荣发以街道名义向区财政局获得300万元借款，将上海针厂厂房改建成室内菜场。管委会成立前，更新运作的成本基本来自原住民或集资建设。城市建设资金在更新前期很少投入，2008年管委会宣告成立，分三期总投资1000万元对田子坊进行改造。 3.3.3 原住民
原住民作为更新的发动主体，在执行政策、筹集资金、选择产业和经营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原住民积极进行商业性开发和工业遗产保护，另一方面，原住民通过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抵制更新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效应。 3.3.4 社区政府
社区政府在更新中发挥着决定业态方向、协调外部关系、调用社区财力等作用。1996年郑荣发在国外考察，萌发将田子坊打造成为“文化艺术街”想法。2006年，吴梅森的策划组织 “田子坊知识产权保护联盟”。 3.3.5 外来力量
田子坊外来力量中包括艺术家、专家学者、外来经商人士和租住客户，以吴梅森和陈逸飞为代表。1996年吴梅森改造老厂房，2000年陈逸飞将机械厂改造为画室， 2004年吴梅森与郑荣发联合田子坊居民，寻求专家学者帮助。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田子坊得以保留。
3.4 田子坊旧城更新制度变迁 3.4.1制度变迁路径
田子坊总的更新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雏形期：田子坊于政府规划主导下，开发商计划拆除改造；发展期：房地产开发商重新介入，原住民和社区政府寻求专家学者帮助，与上海市政府和开发商博弈，原住民利益诉求、外来力量艺术保护思想、专家学者历史文化保护理念与上海市政府文化传承方针取得一致，政府开始介入引导自下而上的保护更新；发展期：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与原住民、外来力量积极互动对田子坊进行更新。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中央权力强大，政府力对旧城更新影响重大。更新三个阶段中，雏形期开发商为寻求利润积极介入；发展阶段，原住民和外来力量联合与政府和开发商联盟博弈，大规模的商业性更新终止转而进入渐进式的旧城更新，这一过程形成了事实上的原住民为主导的自下而上更新[10]；继续发展期，自下而上旧城更新取得初步成功，为寻求这一更新方式的合法地位开始与政府合作，顺利地实现由非正规向正规领域的转变。 3.4.2帕累托优化改进分析
旧城更新实质上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相关利益方在博弈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上的旧城更新过程中，商业性导向的旧城更新与田子坊自下而上旧城更新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结果(图2、3、 4)。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假设相关利益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相互交易不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则这一交易导致的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即是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田子坊更新在博弈中实现了帕累托优化改进（表1）。4.结语
田子坊自下而上旧城更新极大地调动了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在空间形态、经济、社会、历史保护和缓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实现了公共利益还原于民。作为一种新的旧城更新模式，政府应当从体制上促进制度变迁，打破长期来行政权力过分干预，适当分权以避免过多的规划管制对参与旧城更新过程中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扼杀，并适时通过规划积极引导，使旧城更新在“市场”中和谐运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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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田子坊旧城更新多赢局面中各因素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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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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