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像孩子信手涂鸦一般写下一个开头。在2007年他给《活着》写的第五篇序（麦田新版自序）中他又补充道：“现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案。《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富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
余华用看似传统的叙述方式，用冷酷的叙述，使叙述一次次推向了极端。让人物在极端的痛苦中，展示他们和命运的对话、无奈和挣扎，这就是死亡。他用命运结构小说，通过对七次死亡的展示，向人们叙说“活着”的艰难。这是作家理解和感受的现实。余华认为，现实就是苦难。他抓住了人物命运中最关键的特征——苦难。因此，他所有的人物都在命运的摆布下受苦。这种思想是十分沉重的，但《活着》中所表现出的是，余华在叙述中用“轻”来表达“重”，他借用老人福贵的口讲述着福贵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讲述他的七次面对亲人死亡的经历，每一次都是对福贵沉重的打击。然而，我们通过余华的叙述，印象是：一切惨烈的结果在老人福贵的讲述中都那么波澜小惊，大有沧桑之后的平静。这是人生的境界，像风暴之后的港湾。这是需要人生大的历练才能拥有的平静。只有看透了人生的人，才能够面对死亡时平静自若。
余华在《活着》里，以大众的欲求来显示生命的价值。以现实的态度来描绘“活着”的图景，以达观的态度来书写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因而在小说里，人生的终极理想不复存在，存在和流动的只是如何去“现实地活着”，活着就是终极价值。活着就是一切，在追求活着的状态中消除死亡带来的恐惧。
生和死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余华何以在深沉地“叙述死亡”以后，又回到生命的原点去吟唱“活着”呢？原来，从生命的过程看，生与死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的，因为生命的延续是 以消耗生命本身为代价的，生命在时间上愈扩张也就愈来愈接近死亡；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看，生与死是相对的,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生也无所谓死，每一个生命体都是生与死的矛盾统一；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死是生活的另一种辉煌形式,“活着”是死亡的艺术化表现,“活着”因死亡的衬托而辉煌, 死亡因“活着”的辉映而惨淡。当余华的心灵难以承受“死亡叙述”重锤的敲击时,回到生命原点去吟唱“活着”,既是生与死血脉上的自然勾连所致,又是丰富和深化“死亡叙述”的最佳切入点,也正因为如此,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不难看出,余华尽管致力于写“活着”,但是以“死亡”为背景和参照的,并且他把“死亡”的参照夸大到了一种极至:用所有亲人的死亡来烘托主人公活着的艰辛和人生的惨淡,表现“活着”的执着,这正好说明在余华的潜意识里,活着和死亡本来就是紧密相连,相互映照,互为根据的，活着是死亡的开始。
事实上，余华就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
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福贵的一生名实不符，他的遭遇太像自然主义公式化的桥段。但余华借此将自己虚无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