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产业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都在。比如美国国防部在硅谷的早期开发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互联网也起源于美国国防部1969年的军事项目。
在中国，产业政策更是非常典型。中国有发改委这样一个独特的宏观调控机构，其产业政策涉及了行业准入、支持创新、节能减排、扶持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等，无论是新产业的出现还是夕阳产业的退出，以及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都与产业政策分不开。 因此，产业政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产业政策最好不是直接的补贴，而是一些制度性的支持和提供一些与信息不对称、基础设施、外部性等有关的服务。 汇率政策与资本管制
本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直受到外界的批评，似乎一旦变成自由浮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实际上，强调完全自由浮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Frankel，2009）。
关于汇率，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要么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如货币局制度，欧元、美元货币联盟；要么就是完全的自由浮动（这被称作是角点汇率制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特别是从欧洲汇率机制到亚洲金融危机，似乎表明这一判断是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经验，让人们有了新的思考。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度同样可能形成危机。IMF于是不再推崇角点假说了。从现实的操作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中间地带而非角点。
中间汇率为什么行不通呢？这主要来自于克鲁格曼所谓的三难问题，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及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理论上，这三难中可以有所选择，有所放弃，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三难中，可以不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局制度），也可以不要汇率稳定（自由浮动），但不能不要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三难中间，只有资本自由流动是要坚决捍卫的。这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