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当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相逢，杨振宁问起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在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收到邓稼先写的信，说他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信给了杨振宁极大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正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精辟指出的：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1966年10月，聂荣臻到二十基地主持核导弹发射试验（图为核导弹升空后大家兴高采烈的情景。右一为钱学森，右三为基地司令员李福泽）。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广大建设者和创业者的科学态度和“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是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关涉研究、生产、试验、使用各个部门。1962年，毛主席在罗瑞卿转报二机部两年规划的报告上批示：“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试验核武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威力，使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研制两弹，除了以独立自主攻克理论难题外，尤其需要大力协同攻克工业技术难关。
尖端武器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据统计，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种之多。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何况除了新型材料，还有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七个大方面工作。聂荣臻把这些称之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这“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动员全国数以百计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进行协同攻关研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工业落后的中国在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国的大力协同，靠的就是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这也说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成功的秘密所在，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科技工作主帅聂荣臻率先提出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来安排，即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都要树立“三步棋”的思想，一个是正在研究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正在探索的更新型号。他说：“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算哪里。”用通俗说法总结，就是“手里干一个，眼睛看一个，脑子里想一个”。与聂荣臻感情颇深的钱学森晚年曾说：“聂老总在导弹研究院刚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出系统工程的口号，但实际上很多做法，都是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的。”“按系统工程的办法来干”“至少要看三步棋”，正是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精神的具体实践。
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政策调整中，为了集中力量搞两弹，人造卫星研究悄悄退到一旁。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当时，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举步维艰。为了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成功，196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孙家栋临危受命，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他从方方面面挑选出18个搞导弹的、搞卫星的、有系统工程经验的、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承担卫星本体的研制任务。钱学森说：希望你们18个人能成为航天十八勇士，为中国的卫星，闯出一条天路来！研制第一颗卫星，是我们的初战，以后还要搞返回式卫星、载人飞船。请记住，是卫星，是国家的航天事业，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工程需要一种二十几个插针的插头，孙家栋找到上海无线电五厂，才帮助制造出来。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六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我国“两弹一星”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千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的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无名英雄，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属于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