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的是人面对生存困境的茫然无措的必然焦虑状态。“焦虑”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人的存在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在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中是指个体对有可能丧失自我的一种担心，在他看来，只有当正常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而抵御这种威胁的自我力量又不足时，他才开始体验到焦虑。13对吴荪甫而言，他的生存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三条火线组成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他的挤压。包括对它的发展资本主义信念和人生价值的打击，也来自于他的家族及其周围环境中对他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和抵触情绪。憎恶现代文明的吴老太爷，不理解他的事业追求并与之隔膜的妻子和家人，以及诸如范博文等人，也来自于缺少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类似屠维岳那样忠心耿耿并且能干的部下，从而造成他“总感到自己孤独”，而孤独感则是所有焦虑感的根源。对于抵御这种整体性威胁的自我力量不足的清醒意识，自然体验到了深深的焦虑。所以，作品一开篇，就写了吴荪甫在接到吴老太爷后，明显地流露出缺乏耐性的无名烦躁。
在第二章里，当我们再次看到吴荪甫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是独自一人“皱紧了眉尖坐在他内书房里一筹莫展”。14而此时由于吴老太爷受猛烈刺激突然身死，各色各样人物正处在热热闹闹的忙乱之中，恰与吴荪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反衬出他的孤独与苦闷。
再如第五章吴荪甫从报上得知家乡双桥镇失陷的消息后，愤怒的“像一尊石像似的不动也不说话。”15表面上，愤怒是冲着不得力的部下，可实质上是冲着自己，因为“他看见自己是怎样地湖涂不中用”而“他的权利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所以他的愤恨更甚”。因此，在发现了“有胆量，有能力”的屠维岳后，心里异常兴奋。可兴奋又是那么的短暂，因为他又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这样的人竟未发现，所以他不能不自惭自己的识才能力。他悲观工业不发达的中国没有“忠实能干的部下”，“觉得幼稚的中国工业界前途很少希望”，16为此苦闷、沮丧起来。焦躁和紧张、孤独和苦闷是焦虑造成的与之相连的压抑和行为症候，而焦虑是生命个体在与其生存的整个社会安全体系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情感紧张和内化的威胁，因此、焦虑实质上就是恐惧。17
所以，与其说是由屠维岳而联想到自己“没有托心腹的副官或参谋长”，倒不如说是意识到自己势单力薄，意识到自己虚弱无能，预感到自己的前途暗淡并对未来充满本能的恐惧。所以，在整篇作品里，他的情绪波动大起大落、反复无常、瞬间万变，时而乐观、时而绝望、时而兴奋又时而沮丧，刚觉得自己并不渺小而且绝不孤独，可是，一听到雷参谋到了天津，联想到公债市场“刹那间的心旷神怡都逃走了，变得烦躁、粗暴”。
在第十二章，此时吴荪甫为了在公债上打败赵伯韬，为将来益中发展扫除障碍，他不知不觉钻进了公债，并形成了与赵伯韬“斗法”的局面，他既要发展生产，又要做公债投机，使他无力扩充新收的八个厂，反倒成了脱不下来的“湿布衫”。同时国内局势动荡，工农斗争加剧，杜竹斋又退出益中信公司，他已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于是，在训斥、喝骂仆人而并未消除心头怒火后，便把怒火转向家人。他不仅声色俱厉地训斥，而且放出威严，命令阿萱把镖丢到池子里。接着“他威严的目光又转射到四小姐惠芳的身上”，18在戏弄了四小姐惠芳之后，“吴荪甫感到冷剑命中了敌人似的满足，长笑一声，转身就走”。19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和焦虑，孤独无助的惆怅，无法打破的心理隔阂和情感障碍。《子夜》通过吴荪甫的追求与失败，生动地展示了人的信念、人的价值、人的精神是如何必然地逐步地丧失和破灭。当帝国主义各国把大量“过剩”产品倾销到中国，中国的民族工业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政权顽固地执行卖国政策，从而加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灾难。在严峻的历史时刻，吴荪甫毫不退却，急流勇进，联合了王和甫、孙吉人，合办起益中信托司，企图在金融上摆脱帝国主义财政的控制，然后再组织一个工业托拉斯，联合纺织业、长途汽车、轮船局、矿山、应用化学工业等等，统一经营管理，以对抗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益中信托公司成立后，立即吞并了八家工厂，并控制了朱吟秋的丝厂，确实表现出发展民族工业的勃勃雄心和坚定信念。然而这一切计划与努力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和诸多因素的阻遏，尤其是赵伯韬的破坏时，他不无神伤懊悔，“开什么工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20彷徨、犹豫的感伤情绪里流露出发展资本主义意志和人生信念的萎缩和动摇。当然，在动摇和坚忍的十字路口，总有一种支配着吴荪甫最终变得坚韧刚毅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埋在其心灵深处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执着精神，使他奋然应战、拼死反抗、绝不屈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但是，在社会和时代整体性排斥不断加剧的过程中，吴荪甫的事业追求和人生信念在一步步放弃和破灭，最终随着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斗法的彻底失败而全部崩溃。他形象地昭示出，连吴荪甫这样意志坚定、信念执著、颇具法兰西性格的“王子、骑士”，都抗拒不了命运的安排，更何况他人。从而使吴荪甫的生命历程获得了高度的本体象征的哲学意义。
当然，对吴荪甫这一形象的评价也存在分歧意见，有人认为茅盾把吴荪甫写成资产阶级的英雄，抱的是歌颂态度，有的则认为茅盾在解放后关于《子夜》的说明中，对吴荪甫的民族工业资本家身份前加上了“反动的”三个字，就误认为茅盾是在全部揭发批判吴荪甫了。我认为，这样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子夜》中的吴荪甫艺术形象的复杂内涵。事实上，茅盾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冷静地叙写人物的思想性格和言行举止，让人物自我表现，少用抒情的笔调。但对人物的褒贬是严正的，他对吴荪甫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仍要兴办民族工业，大展宏图，给以应有的赞扬，而对吴荪甫的残酷剥削、压迫工人、仇视共产党，则无情地揭发批判。当人们读到吴荪甫与赵伯韬斗争时，谁不会同情吴荪甫呢?当吴荪甫剥削、压迫工人时，谁不会对工人深表同情而愤恨吴荪甫及其爪牙呢?
总之，《子夜》中的吴荪甫，就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现代文学长廊上一个光辉照人、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