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如今的利物浦，一个够“潮”的英国城市，一如40年前独树一帜的甲壳虫乐队，在时代节拍的顶端散发着自己的活力。
但在30年前，默西河畔全然没有活力的味道。这座英国最早进行海外贸易的母港在一夜之间输给了南部的新港口，同时没有新产业接替。一旦失去发展动力，随之而来便是消极情绪，悲观前景一如大西洋上空阴云密布的天气，让利物浦人呼吸沉重。
穷则思变
1715年，扼守北大西洋入海口的大英帝国，为满足自身对奴隶贸易和工业品贸易的巨大需求，在西北部的利物浦建成英国第一个船坞。紧要的地理位置和本地人的聪明才智，让利物浦从一个500人的小镇快速成长为当时英伦全岛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并逐渐成为来往美洲“新大陆”、非洲和远东的主要进出口。
随着19世纪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利物浦也当仁不让地成为英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奠定了英国最兴旺和最大海港的美誉。如今那些大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也大都落成于这个黄金时期，包括天才工程师杰西·哈特利(Jessey Hartley)设计的那座世界上最坚固的码头之一——阿尔伯**头。
不幸的是，刚走上繁荣的利物浦马上遭遇了衰败，这源于航道环境的恶化。20世纪中期，淤积的泥沙堵塞了航道，但清除泥沙的成本相当于再建一座新港。与此同时，新兴的大规模远洋运输业务开始向英格兰南部城市转移，利物浦大部分与港口运输相关的行业迅速萧条，本地人纷纷赴外谋生。一夜衰败的利物浦人无法承受这种心理落差，昔日繁荣的城市渐渐变成极端主义者和犯罪之徒滋生的温床。
更大的打击是德国纳粹的轰炸。1941年的“英国大轰炸”让利物浦的工业成就彻底化为废墟。战后重建仍无法让利物浦重新振作，连后来“甲壳虫”掀起的利物浦风潮也无法拯救病入膏肓的城市。到1993年，利物浦曾经引以为豪的船坞和传统制造业不仅不复存在，还沦为欧洲最贫困城市之一，曾经的历史遗迹则沦为城市前行的沉重躯壳。
转型成为利物浦的唯一出路。
官商民共同体
救活一座城如同救活一个人，很难判定是哪种急救方式起到关键作用。利物浦的成功并不代表它的经验是万能药方，但毫无疑问，利物浦人的聪明才智再次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一种官助民办、亲如伙伴的融资关系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城市管理模式。
为实现地方议会、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合力，一群坚守利物浦的官员和商人组成了一个囊括议会、投资、商业、教育、教会甚至艺术和体育等社会组织在内的共同体，共商大计，重振利物浦。为了完善这一合作关系，共同体在1995年以“发展与投资伙伴”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管委会，最初目的是配合竞标欧盟特别基金并对其进行管理。
这个“利物浦城市委员会”的职责是代表政府、市民和投资方，加速实现城市的战略转型，吸收商业资本，解决本地就业的同时吸引外来人才，让利物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一个战略性的复兴议程都针对全体成员提出设想、目标和任务，并且可以领导全部合作伙伴中任何一个合作者。
委员会设有董事会并由一名资深投资管理人作为董事会主席，随之而来的改变就是委员会正式改组为一家名为“利物浦视野”的股份制公司，以其明确的前瞻性为利物浦的发展作出规划建议。
“我们在利物浦的主要工作一直是找对的伙伴。合作伙伴既可以有官方背景也可以来自民间，只要证明他有能力实现城市遗产的改善。”利物浦视野投资与企业部主管麦克·泰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也经常提醒和帮助投资方如何在日常运行中保持吸引力，实现更多盈利。”他说。
过去十年，高达100亿英镑的民间和政府投资被泰勒所在委员会批准用于利物浦的重建——尽管利物浦人更倾向于称“重建”为“再利用”。
泰勒表示，这些投资的使用并不是由委员会利用手中大权“审批”的。
“我们不会去指定某个商业团体来运行某个项目。相反，我们相信通过市场主导，外加一定政府协助的模式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让最合适的商业资本自主把握机会。”他补充道。
以利物浦黄金时代的绳索工场(Rope Walks)街区为例，在改造以前，这里曾是各色夜总会、酒吧和外来人口聚居的杂乱区域。更糟的是，这里的居民有近一半为居无定所的流民，犯罪率也居高不下。
针对这一“罪恶街区”，利物浦的中小企业联合会最终提出了委员会成员都满意的行动方案：把它改造为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聚集区。
于是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里，共计投入基金9839万英镑，其中包括欧盟基金1772万英镑、英国政府的公共基金2207万英镑、直接个人投资3015万英镑和融资性个人投资2845万英镑，各类资金渠道均不可或缺，荣辱与共。现实是，共同的责任和行动不仅让该地区恢复了活力，成为了资源自给的社区，并且吸引了一大批创意产业人才在这里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工作室。
成功改造的标准
正如泰勒所说，目前利物浦每一个类似绳索工场的复兴地区都需要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每个合作伙伴都对应一个由利物浦视野派出的指导团。
在再利用项目开始之前，指导团必须制定相应的目标、任务和做法。一般来说，利物浦人眼中一个成功的改造项目，除了要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要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创造机会，
通过雇佣、教育和训练课程提高地区居民就业的竞争力，扫清就业障碍，提高就业率。此外，还要实现新兴商业和社区企业的发展，确保当地社区能够持续支持复兴的行动方案，保证当地社区的完全参与，共同提高整个地区的生活质量。
实施和运行过程中，这些合作伙伴也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每四至六周要向指导团做一次例行报告，多数决策都在这里做出。这种合作既有利于对项目进行动态管理，也有利于合作伙伴交流有价值的经验，协助宏观层面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现在，利物浦通过全民动员，每年都在吸引各方面的资金共同开发城市的文化宝藏。港口地区的历史已成为城市文化最有吸引力的一部分，曾经荒废多年的阿尔伯特船坞已被整修一新，几座巨大的仓库分别被开发成摄影棚、博物馆、餐馆、书廊和商店，船坞本身则被用来停靠私人游艇。利物浦本地居民为自己城市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景区而自豪。而堪称经典的博物馆，如泰德现代艺术馆和甲壳虫故事博物馆，更是不胜枚举。
利物浦的成功复兴使其在2004年获颁“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连英国文化大臣泰莎·乔威尔(Tessa Jowell)也承认，利物浦当选欧洲文化之都是当之无愧的。
目前，对利物浦的投资仍然在直线上升，新的城市规划也蒸蒸日上，英国多家大型房地产商更是与当地政府签署了数亿英镑的市中心商务区改造计划。作为英国人口第五大城市，利物浦现在是全英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在新千年的前十年，利物浦人既看到了工作岗位两位数的增速，更看到了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前景。
泰勒还透露，利物浦馆的主赞助商——一家英国知名房地产企业，已经计划未来几年在利物浦港口北区建设全英第一高度地标建筑，并取名“上海之塔”，与姐妹城市上海相呼应。
英国“外滩”
利物浦人如何看阿尔伯**头，就像上海人如何看外滩。不过利物浦人现在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继续把古旧呆板的船厂改造得令人流连忘返。
约翰·布朗，一位在利物浦工作的投资人，特意提到利物浦的港口区与上海外滩的异同。
“利物浦和上海的港口都有作为国际海港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而历史遗留下的港口地区都需要有前瞻性的再开发。”布朗对记者表示。
这位同样熟悉上海的利物浦人善意地指出，利物浦并没有像上海一样大量拆除古老建筑来为“新建筑腾地”。相反，利物浦的思路是如何再利用。
正因为这一对姐妹城市在发展战略上的互补性，2008年10月，由利物浦市政府支持的“上海沪利建筑及都市改造基金会”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建立旨在促进上海和利物浦以及英国在城市改造和历史保护方面开展互利对话、交流以及合作。
“利物浦馆是作为利物浦人集体智慧的体现在世博会亮相的。我们希望这次亮相会给两
座城市在21世纪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合作和优势互补。”利物浦馆馆长奥利弗·早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而在世博会上的自信亮相足以表明，经过改造的利物浦正全速行驶在再次起航的航道上。
“利物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新发掘历史遗迹，保护他们的同时为新世纪的发展创造新的灵感和发展机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保存历史韧性的同时，让古老的城市和现代的居住者们亲密起来。”泰勒最后表示。
而比实现这一目标更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利物浦人重新找回了自信。 从烟袋斜街到南锣鼓巷：北京旧城保护的一个样板
英国人爱孟德?倍根在其《城市的设计》一书中曾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大概就是北京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处，意图成为世界的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地辉煌，对今天的城市而言，它仍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 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建造的角度，这个英国人说的不是过誉之词，在北京旧城的鼎盛时期，它应该算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城市，站在全城的最高点景山万春亭上，极目四望，南北中轴线上是金碧辉煌、雕栏玉砌的紫禁城和前门楼、钟鼓楼，中轴线两侧，是掩映在万顷绿海和碧波中青砖灰瓦的民居，城市周圈，青苍高大的巍峨城墙，勾勒出最雄伟壮阔的城市天际线，整个城市，空间开阔、平稳对称、节奏舒缓、错落有致、色彩斑斓、对比鲜明，确实是人类城市设计的杰作（参看图一：清乾隆京城全图）。
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旧城都还基本保持着《清乾隆京城全图》时的风貌，但四九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北京旧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建国初，对北京旧城是“整体保护”，还是“改造利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改造利用”派的意见占了上风，既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人，就要把北京旧城由“纯消费”城市，改造成“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对身边的彭真说：希望远眺东单一带，都是高耸的烟囱！
于是，城墙和城楼拆了，牌楼和牌坊拆了，由于人口增加，出于办公和居住的需要，大量的四合院里私搭乱建，成了大杂院，一些与周边传统风格不搭调的现代办公楼和简易筒子楼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了，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大规模的商业开发，导致成片的胡同民居被拆除，北京旧城的传统风貌，已损毁怠尽，古都风貌由面变成了线，由线变成了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的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除去故宫和天坛外，已经瘳瘳无已，端的可怜！（参看图二：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分布图）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筹备奥运会期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少胡同民居仍被拆除，宣南一带，大量的名人故居被毁，蕴含凝聚老北京市井生活的所谓“宣南文化”，逐渐消失。
文化，是一个累积堆叠的历史过程，一个城市，一个聚落，不单是人群居住生活的场所，还是人类精神和记忆寄托的载体，街道、建筑、树木、水体、风俗、习惯、人际关系，是休戚相关的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整体的环境损毁了、破坏了，只孤零零地留下几个所谓“地标性建筑”，何从找寻我们的精神家园？何从安妥我们无依的灵魂？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现代人都喜欢整容，东垫块骨头，西注块硅胶，把一张脸弄得错落有致，
好看是好看了，您还是原来的人种吗？您还是原来那人吗？您逢人自我介绍：“我就是老谁家那小谁。”谁信？！您虚构呐？！
城市的更新改造，历来是城市建设中的大问题。
一种思路是标新立异，大拆大建。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时的巴黎市长奥斯曼曾对巴黎进行过脱胎换骨的改造，采取的方法就是大破大立、大拆大建，对此，非议和赞同的人都很多，非议的人认为奥斯曼破坏了巴黎的传统和文脉，赞同的人认为奥斯曼给了巴黎以新生，为世界性大都市的建设树立了标杆。但不管是赞同还是非议，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在巴黎改造的过程中，奥斯曼高度重视地下交通和地下给排水设施的建设，巴黎人至今得蒙其惠，不象我们国内的城市，地下设施的整体规划和综合利用都有很大问题，表面看亮丽光鲜，一遇雨雪，立马露馅！
一种思路是旧城整体保护，择址另建新城。国内的城市，苏州、丽江和大理古城算是做得比较好的，国外，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也做得比较好，都是采用微循环的更新改造。基本做法是，把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管网引入旧城，为旧城提供完善的现代生活条件；对旧城的原有格局，包括街道、水系、建筑（包括外立面和高度）、树木都原样保持；由政府制定旧城保护规划，所有关系单位和个人（包括居民）都必须严格遵守；居民户按照政府的保护规划，可以提出对自家房屋院落的更新改造计划（分时、分区），在不改变房屋结构、院落格局、装修风格的前提下，进行更新改造，更新改造完成后，经政府验收，可以报销相关费用（这是日本古城保护的做法，更新改造既有序，又因政府解决部分经费，居民也有积极性，政府也省却了组织施工的繁琐，三全其美。）
北京旧城目前的情况，已经没有整体保护的基础了，但如何把目前硕果仅存的几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好，仍不能说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日本的古城保护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应该说，在这方面，北京也有成功的范例，如后海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的保护和更新（参见图三至图二十三）。
北京城是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营国”原则而建设的，“前朝”指的是大内宫殿区，而“后市”，就是指后海一带的商业区，因为后海呈西北-东南走向，因此沿后海而设的这条商业街，也就成了北京城里少有的一条斜街，就是烟袋斜街。 古时北京城的吃穿度用等日用消费品，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由南方运来，但大运河到通州即止，为了更方便物品进京，忽必烈建元大都后又开凿了通惠河，通惠河的终点，即在后海，物品到京后，在此集散，所以，烟袋斜街成为京城最古老的商业街，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据史载，最盛的时候，后海一带“舳舻蔽日”，繁华之极！
今天的后海、烟袋斜街及附近的南锣鼓巷一带，就是按照微循环更新改造的方法，引进了较为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街道的肌理、建筑的风格都基本保持了原貌，房屋内部按照现有的功能需要，进行了改造或扩建，商店、饭馆、酒吧、书店，应有尽有，成了京城的时尚去处，向晚，华灯初上，租一袭蚱艋小舟，“欸廼”一声划过，颇有“浆声灯影里秦淮河”的味道！朴素的民居与周边的钟鼓楼、北海等皇家园林建筑，相映成趣，既很好地保留了京城的旧影，又有机地融入了现代生活，应该说，是旧城保护、改造和利用的成功的例子。 秋天悄然而至，在后海闲逛，忽然会想起郁达夫《故都的秋》，“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七十年前，京城普通人家的平常生活，今天来看，竟然也成了刻意追求才能得到的奢侈！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