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位与客位
在上一章节关于“文化定义”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文化定义中理念和行为的重要性与合理性了，现在要准备开始关注另一个基础性的认识论的区分，这就是关于主位与客位的问题。
人类能够独特地对我们自身的经验及文化提供描述和解释，或许这一特性习得于以下两个视角：参与者的观点和观察者的观点。参与者导向性（Participant-oriented）的研究导致了主位的描述和解释。而观察者导向性(Odserver-oriented)的研究则导致了客位的描述和解释。
更为确切地说，主位性的陈述描述了社会系统中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思想和行为具有的一些现象区别、实体及“某些事物”的建构则是通过与真正参与到社会系统的人们相类似或区别的、真实的、有意义的、显著的或者恰当的思想和行为对比进而得出的。如果主位性陈述和参与者的感受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它就被证明是错误。因为参与者对于实体和事件的感受可能是类似的或者是不同的，有意义的、显著的，抑或是恰当的。
另一方面，客位性的陈述则是基于社区中具体的观察者对于某一显著现象所做的恰当性判断。客位性陈述即使和参与者所感知的什么是显著的、真实、有意义的或者是恰当的不一致，也不能证明客位性陈述是错误的。只有当客位性陈述错误的收集了一些被观察者视为是存疑的经验材料和证据时，它才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
主位和客位这两个术语来源于语言上关于音位和音素的区别，它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发明的。尽管这一术语已经被大量的人类学所采用，然而事实上所有当下的使用者对于派克给主位和客位所赋予的意义都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我自己与派克间的分歧集中在“客位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如何”。
在派克三卷本的著作《语言与统一的人类行为结构理论间的关系》的第一版中，他仿佛提出了主位和客位间在方法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然而，往后派克却又认为，客位性的描述对基于世界多样性的语言及文化的主位性系统所累积的知识起到了净化作用。这一点甚是显而易见。据派克的观点，由于客位性描述最终取决于以往或当时的主位性分析，所以客位性描述远不同于主位性描述。正如我
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同样如此。对于派克而言，客位意味着：
它是一个局外人应于内部系统的方法。在这一内部系统中，局外人会带有自身结构性的观点，并且会对其基于内部视角的观察带有某些预设。同时在解释及理解内部事物时，也会参考其作为局外人时对于这一内部系统最初的观点。（派克 1986b）
因此，对于派克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客位是观察者的主位性错误应用到了外在的、异质的系统中。这一观点与“观察者的客位性只是另外一种多样性的主位性”这一结论只有一小步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事物的本质是主位性的，而非客位性的。（列维-斯特劳斯1972:13）。这样的结论赋予了参与者更多的知识权威，取代了训练观察者而造成一个认识论上更为开放的无序状态。
目前，科学和客位间的抵抗已然和参与者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斗争者是从殖民地的压迫及新殖民主义的附庸地中所产生的。他们要求解释、描述以及重构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对历史绝对的掌控。试图接近或进入参与者世界的人类学家，由于畏惧被视为一个傲慢自大、无情掠夺其他母系氏族遗产的人（即文化的盗窃者）进而退缩了。
这一难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以科学为导向的人类学家社群需要继续从主位和客位两种方法中获得理解。在最后一节中我还会更多地谈论由当地参与者提出的政治问题以及被非参与者的科学家所研究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对立面。
谁组成了观察者的共同体？（Whose Community of Observers?）
在继续论述之前，请允许我先处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围绕着“科学观察者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展开的。我们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存在一个由观察者所构成的单一的共同体。先将坦诚地反对科学导向方法的学者们置于一边，然而这里仍然存在着大量可替代性的范式选择。在这之中我们先后邂逅了进化论者与反进化论者，物质主义者与精神主义者，观念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主位主义者与客位主义者等等。（这里不再赘述一些已然产生或淘汰的老旧方法）。如此的状况促使托马斯·库恩（即范式主义之父）将社会科学看作是“前范式阶段”。因此，“观察者共同体”并不需要所有的以科学导向为宗旨的研究者。相反，“观察者共同体”所涉及的研究者应当认同关于现存某一特殊
领域的科学信息发展而来的、确切的、最小的标准。(例如可复制的标准、可测性的标准、过度节省的标准以及范围广阔的标准等)。在这个最小值内，社会科学观察者共同体已经认同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存在差别”这样的事实。至于共同体中观察者的数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值。从极端的角度而言，一个人或许只认同由极少数的人构成一个科学团体（尽管有些时候只有一两个人有类似的反例，然而有些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主观性/客观性（Subjective/objective）
在人们决定将一些新词（例如主位和客位）加入到已经负担过重的社会科学话语的字典之前，由术语而制造的研究已经在使用并且在同义突变。
候选人之一就处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对立。我的字典（韦氏第三版国际英语足本词典）里将主观性定义为“缺乏现实和物质；幻觉以及富于幻想的。”将客观性定义为“公众的或者是主体间的可观察到或可证实的，尤其是基于科学方法的。”因此，“客位”非常接近于“客观”的含义；但是“主观”并不和“主位”相匹配。问题是主位性描述既可以是客观性的，也可以视为主观性的。事实上，社会科学里一些最为严格的科学项目在执行时，一直以来都指向发现参与者关于植物、动物、色彩以及亲属词汇的分类。在巴西的研究中，我的同事和我已经试图采用一些涉及分离人口普查、控制图式、显著性测试等科学实验，去得到“巴西人如何对于不同肤色人种进行分类”的理解。这些显而易见是主位性研究，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参与者所理解的人种颜色分类的意义。
为了澄清主观性和客观性以及主位和客位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我们使用主观性或者客观性时会涉及到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的操作，即人们是否满意关于科学调查和科学理论的一般性认识论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公众的、可复制的以及可测试性的，同时也是范围广阔和吝啬的。客位性操作必须是科学和观察者导向的，但是主位性操作执行可以主观性或者是客观性的。让我甚为沮丧的是，人类学仍然将客观性和科学的排他性等同于客位。但是常规性的认知分类的主位研究却满足了科学调查的标准，甚至人们或许倾向于这些类似的研究能够导致更为广泛的、适用的理论。
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
同样让我感到惊愕的是，托马斯·黑德兰所编著的《主位和客位》一书的副标题竟然是“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争论”。在我对这一章节论述时，我试图去证明局内人/局外人并不等同于主位/客位。为了重复这一论断，这一区分是不清晰的。因为局外人的观点是否会导致主位性或客位性的认知（这两种认知分别基于主位性及客位性的操作），关于这一点是难以明确的。在我巴西的民族志研究中，无论我是否一直是一个局外人，我一直都在收集客位性和主位性的资料。相似地，一个人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并对于帮派地盘的科学-客位的描述不报任何兴趣。运用这种方法，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区分和关于主位/客位相对立的认识论上的显著意义，并不相矛盾。
认知的/操作的（Cognized/Operational）
正如拉帕波特所定义的（1984：236-7），操作性模型从本质上讲就是我所说的“客位”的意思。然而认知性模型和主位却并不是同构的（isomorphic）：
操作模型是人类学家通过对经验实体、事件和物质性关系等的观察及测量所建构出来的。他（她）之所以采用这一模型去表征，是出于进行分析的目的，分析对象则是他（她）所研究的物理世界中的群体。
相反的是，认知模型“是一个由在情境中行动的人们所构想的情景模型”。 这里的问题缺乏详细的说明，也就是关于“人们如何能够明了认知模型是由参与者所构想出来的”这一问题。正如我已经所指出的，关于规则、计划、目标以及价值这些获取知识的主位性和客位性的操作，会导致一种发生在参与者大脑中相互矛盾的描述。
精神上/行为上（Mental/Behavioral）
精神/行为的模式与认知/操作的模式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即它们难以详细地说明参与者或者观察者所感知到的事物是否正是参与者们被描述出来的所思及所为。
其他与之相关的一些对立面，例如“民间系统/分析系统” (博安农 1963:12),“结构的/生态的”(约翰逊 1982：413)以及“接近经验/远离经验的”（格尔茨
1976：223）都遭受了一个或是另一个或者是所有先前所提到的含糊之处。当前所有这些对立面的存在及频繁使用都表明了：我们当下面临的是一个基本性认识论上的困境。然而这一困境不会自己离开，在它被解决之前需要认真、长期的讨论。
主位/客位 vs. 精神的/行为的（Emic/Etic vs. Mental/Behavioral）
在1979年系统地进行了阐述“主位”与“客位”的区别之前，对于“精神的”与“行为的”区别不同于主位的/客位的区别，这一点我难以理解。因此，主位仅仅被视为产生于参与者头脑中的事物，而客位仅仅被视为涉及可视性的行动（例如身体的动作及其对环境所产生的效应）。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科学的诸多文献事实上同样充满了呈现参与者的思想、目的、价值、适用标准、分类，以及精神和情感的状态之表述。这些表述基本上是基于客位性的操作，而非主位性操作。
法国结构主义给予这些陈述以丰富的养分，正如当民族志作者所说的：诸多二元对立（例如男人/女人、上/下或者右/左）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认知模板——文化/自然。虽然参与者并不承认以上预设假定以及诸如此类的关系配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参与者否认这些二元对立的结构对他们的研究产生影响，他们也应当承认这些影响却是行之有效的。
有关精神或情感状态的推断是来源于所谓的身体语言暗示和面部表情，它们掌握相类似的认识论状态：它会促使心理医生对参与的内心生活做出陈述，而陈述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参与者舒适感的测验。它们忽视了参与者的舒适感同样也是西方法律实践的一个共同特征，在西方如此之法律体系下，通常审判员和陪审团不仅要试图去判断被告人是否已然承认的犯罪事实，同时也要去断定被告是否想要去实施预谋。
死亡参与者（Dead Participants）
历史学家对于具体的个体思想之塑造及影响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历史学家大多从事于诸如此类的事物：即一个人的死亡使得历史学家的研究变得颇为棘手，但他们可以通过寻找各种文字材料，或从官方的文件到相关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