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政策增加了资本主义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自由。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日本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前后不一致。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便通过消费税来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强调“个人责任”，便削减对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政府支持。养老金政策也有可能转为强调更多的“个人责任”。
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更容易进行贸易、融资、投资，并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来雇用价格更低的临时工人从而使工资成本更为“合理”。日本工业企业的跨国经营也更为便利。然而，工人以触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这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效果就是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战斗力。
我认为，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分析的是对的，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政府支出的内容的确很重要。在日本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支出的构成还不足以消除工人阶级对他们未来的基本担忧。来自抚养小孩、接受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没有通过政府支出得以减轻，这些负担还在不断加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由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2％以上下降到2003年的1.29％，从而导致了日本社会快速老龄化。日本社会世代繁衍的基本活力正在大量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且难以恢复，国家财政赤字增加，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丁：在西方国家，近些年来，多元化的利益观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福利制度也比较完善，是否因此大部分的工人已经认同通过改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程：综观各国大多数人民及其利益代表者——中左翼政党和学者，都在批评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利益观和福利政策，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俗称反全球化运动），说明近年来多元化的利益观并没有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福利制度也在倒退中，因此，西方国家大部分的人民已经认同，目前只能通过积极的改良方式来争取自己的眼前利益，而要获得永久性的根本利益保障，还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更替。即使在
被许多论著吹捧的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瑞典，公众社会福利也是下降的。不是瑞典社民党，而是瑞典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
我赞同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所说的，尽管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但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地就超越社会改良的阶段，而转向完全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措施。毕竟，根本性社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和众多的牺牲。群众只有在他们深信现存的体制已经不可能再进行改革而且确实无法忍受的时候，才会考虑这样的根本性转型。
丁：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财富分布状况是否有变化，形成了怎样的社会结构？怎样理解所谓的“中产阶级”？
程：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流行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分布是朝扩大和不公的方向变化的。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国内税务局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披露，1989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共计15.1万亿美元，包括住宅、其他不动产、股票、债券、汽车和银行存款等，其分配比例是：l％的最富家庭占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31％，其余90％的家庭仅占32％；另据美联储最新调查，最富有的l％的美国家庭户均资产230万美元以上，拥有全国资产近40％；20％最富的美国人，家庭资产在18万美元以上，拥有全美财富的80％以上；而处于社会低层的20％的美国人收入，只占全国税后总收入的5.7％；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学家柏特里斯的研究发现，1995年美国最富有的5％的人收入是最贫困的 5％的 25倍，而 1969年的差距为 11.7倍。21世纪初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大的比例变化。
实证资料显示，尽管西方私有制主体型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渐渐有所增长，但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贫富两极始终存在，其数百年繁多的分化演变和高低起伏，并没有根本消除贫富两极对立的现象。所谓“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说法，只不过增添了分析的层次性和
丰富性而已。中外现有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使用是严重混乱的。如果要把全社会处于中等的年收入相同的群体放在一个概念里，那就用“中收入群体（阶层）”即可，何必要乱用颇有争议的“中产阶级”呢？阶级与阶层、财产与收入、产权与职业等概念的关系复杂，需要科学划分，而不是表象素描所能解析难题的。依据马克思的方法，阶级是依据人们在不同的所有制及整个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特性来划分的，而作为阶级内部的具体分层称为阶层，但这种划分并不否定西方某些学者以职业和收入来划分的阶层（阶级），两种划分方法可以并存。 倘若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关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肤浅之说，那便认识不到即使在号称机会最平等的美国，由于财产占有反差巨大、市场机制经常失灵、接受教育环境不同、生活质量高低悬殊、种族性别多方歧视等缘故，因而人们进入市场之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机会和权利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性。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分析贫穷的原因时也承认：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业之外。所以，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至于由生产技术原因直接导致的某些经济不公平现象，在比较两种制度的公平与否时应暂时舍弃。
丁：冷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对外策略有什么变化？在这个层面上，是否美国与欧洲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基于怎样的心态？
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新帝国”政策，已发动对外军事入侵6次，并自称为“世界领袖”。这表明美国大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外交和经济理论和政策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合拍的，也表明美国的文科教育及其管理是有严重问题的。作为寡头垄断的人，
及其代表人物政治、经济和文教精英的进化程度相对落后，其中美国比欧洲要落后得多。美欧的这种差别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历史与现状因素决定的，并直接取决于“新帝国心态”的偏好程度。
从国家层面上观察，目前世界主要妨碍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主要是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如果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形势向良性运转，我认为实际上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取决于美国内部力量能够战胜一些类似共和党等一些极端右翼的力量，从而使美国的内外政策发生变化；二是取决于像法国、德国，以及布莱尔下台以后的英国的中左翼政党能够执政，这样欧洲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依靠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或中左政党执政改变政策来制约美国；三是取决于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奉行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四是取决于以中国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事物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能够遏制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和某些国家附和美国的一些错误政策。在今后几十年“一超数强”的总格局和国际关系中，主要取决于这四种因素的变化和力量的博弈。
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某些含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现象，如公众基金所有制、混合经济、中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民主管理、经济计划等，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
程：在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日趋增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成分，这是由科技引发的社会化和全球化趋势决定的，也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进步趋势，但某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则取决于进步力量的相对大小及其政策，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必要完全否定这类演进，但我们仍然主张马列主义强调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精神，视世情和国惰灵活采取多种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方式和手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可以揭示出其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
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这些根本矛盾的彻底解决，必然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尽管其路途艰难，波折颇多，时间漫长。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根失。换句话说，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与贫穷等难以较快治理，这是科学考察的结论。
丁：问题在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能阻止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吗？ 程：答案是否定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只不过是表面的繁荣，实际上还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即使在高科技、高利军火和经济霸权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并不快，而且发生过经济衰退。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而健康地发展，并曲折地最终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从科学的视角观察，从一定的意义上，不仅中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的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而且超国家的欧盟及其欧元（蒙代尔还曾预测实现世界货币的步骤），甚至统一度不断上升的东盟和非盟等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日趋扩大等，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或缓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根本矛盾，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蠕动。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环球视野》摘自2007卷第19辑《海派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