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小抄(直接打印)(2)

2019-08-03 14:13

事,源远流长。马致远在前代创作的基础上,一方面把昭君明确写为元帝爱妃,一方面让昭君在汉匈交界处投水自杀,把昭君塑造为在民族矛盾中保持高尚气节的女性形象。此外,马致远将毛延寿设计为索贿且背叛朝廷、挑起事端之人,使全剧冲突紧凑。同时,剧本还通过对对文臣武的斥责,表达了马致远经历社会巨变后对历史的思考。

2.曲词以抒情性著称。尤其是剧本的第三折写灞陵送别,语言平易、隽永。如《七弟兄》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梅花酒》“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意象繁密跳跃,其中既有关山鼓角的苍凉肃穆,又有黄月纱窗的忧伤优雅。大量短句的使用,造成节奏的健捷激荡;句子的重叠、转折,使抒情顿挫低回。第四折借诗歌传统中大雁意象积淀的孤独思念,强化元帝的痛苦。

除《汉宫秋》外,马致远的几部神仙道化剧也很重要。《陈抟高卧》写道士陈抟的超然出世、《岳阳楼》写吕洞宾度脱柳树精、《任风子》写马丹阳度脱屠户任风子、《黄粱梦》写钟离权度脱吕洞宾。这四剧与全真教关系密切,表达了否定功名富贵、酒色财气,赞赏自由自在的隐逸生活,集中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否定。 第四章 宋元南戏 一、一般掌握: 1、高明《琵琶记》。高明《琵琶记》的主题思想:借辞试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的情节和满门旌表的结局,宣传忠、孝、贞、烈等传统道德,也揭示了文人所面对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1)结构上以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线索写蔡伯喈在京城的安逸富贵与忧思,一条线索写赵五娘在家乡的艰难挣扎。两条线索相互对照,交叉进行,互相呼应。(2)对人物内心的刻画,细致、深入。如“五娘吃糠”中借糠和米的关系来比喻自己和夫婿蔡伯喈的不同处境,朴素的语言,形象的比喻,细腻揭示赵五娘内心的痛苦。(3)语言贴切,切合人物身份与戏剧场景。如写赵五娘在乡间的生活时语言比较直白,写蔡伯喈在相府的生活时,文字则比较漂亮、委婉。

第五章 宋元话本 一、一般掌握:

1、宋元话本的形式特点。(1)篇幅简短,叙事简略。这样简略粗放的书面文学叙事方式,反映了早期话本作为书面文学的幼稚不成熟,和后来明清的章回小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2)注重首尾呼应,忽略细节,叙述的故事一般都有完整的起点与终点,对主要人物的命运和经历交待得相对较为周全,但对其中的细节却很少有深入描写。(3)语言浅近,文白夹杂。宋元话本是基于“说话”而形成的,其叙述语言很自然地保留了较为浓

厚的口语痕迹,而同时因为说话艺人有意追求典雅文化的包装,经常穿插诗词名句和韵语。这种兼具口语的生动性和传统书面语的典雅风格的叙述语言,是话本小说对中国古代文学叙事语言的一大贡献。(4)保留口传文学特点的文体结构,大多分为“入话”、正话、结尾三个部分, “入话”是在正文之前引述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应该是说话人为延迟正文开讲时间,等候大批听众到场而采用的技巧。正话也即正文故事,是话本的主体,结尾常用诗词韵语或具有道德劝诫意义的词语作结束,以揭示、总结故事的主题。 2、宋元话本的成就。(1)宋元话本最主要的成就是它在文学史上首次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与情趣,填补了传统文学叙事内容的空缺,扩大了古代文学描写社会生活的领域;而且使得叙事文学找到了新的生长点,丰富了古代文学的审美内涵。

“说话”面对的主要是市井民众,所以人物、故事都很贴近市民日常生活。小市民如商人、工匠、媒婆、小偷、家庭妇女、和尚等,第一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如《碾玉观音》的公崔宁是一个碾玉的手艺人,而女主人公璩秀秀出身装裱匠人之家的婢女。

(2)宋元话本从市民的角度出发,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是非观念,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尤其对官府腐败、吏治黑暗多有批判。如《错斩崔宁》。话本中男女爱情故事,则多以女性为主动一方,表现了市民女性对美满爱情的强烈渴望,如《碾玉观音》。 (3)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叙事语言和叙事形式,作者用贴近日常生活的浅近语言,诙谐有趣的叙事风格,将故事娓娓道来。这种特殊的叙事方式,为后世的通俗文学所继承。

第六章 元代散曲 二、重点掌握:

1、散曲小令的成就。

1.元散曲小令中有许多抒情写景的出色作品。这类作品,也常常写得含蓄、隽永。比如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小令写天涯游子的奔波与孤独,含蓄深沉,引起无数后人的共鸣,元人周德清称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赞为“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2.元散曲小令对男女风情的表现或直率、俏皮,或热烈、泼辣,皆真诚动人。如贯云石的[双调?清江引]: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说不写信是因为买不到天样纸,来写自己的无限相思之情,设想巧妙、语言直白、风趣。

3.对历史、对人生、对世事的感叹,对闲适的追求、对隐逸的歌颂,是元散曲小令中表现非常突出的部分。如马致远[双调?庆东原]《叹世》借项羽这个历史上深受同情的失败的英雄,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悲观,感叹

世事无常、功业虚幻。 2、套曲的成就。

1.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对金末元初的勾栏表演进行描述。

2.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咏史题材的代表作。作者把高祖还乡的故事,从当时在场的乡民的角度表现出来。用乡民的视角,以乡民的口吻来写迎驾场面的喧闹,用乡民日常生活中时常接触的牲畜、器具,如鸡、狗、叉、斧等来描述皇帝庄严的仪仗、车驾,把神圣的仪式写得滑稽可笑。而乡民认清来人后的气愤与数落,则把高高在上的皇帝还原为普通的庄农。作者在乡民的叙述、乡民的指责中,写出乡民的朴实,以乡民的无知为谐谑,但在打趣的同时也嘲笑了刘邦,生动地揭露了这个封建帝王在严肃、傲慢背后的无赖嘴脸。全篇笔调诙谐幽默,语言通俗辛辣,很好地体现了元散曲谐谑的特点。

3.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把元散曲中叹世、咏史、恬退等内容做了一次集中的抒发,把元代文人对人生、历史的思考、把大彻大悟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马致远在表达他的人生思考时,以诗意的句子使曲作超越俚俗,雅俗并用,亦俗亦雅。

4.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夸写自己的放浪生活,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抗争。

第一章 《三国志演义》 一重点掌握: 1、《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国志演义》巨大的时间跨度、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众多的人物故事体现了民间通俗文学达到了宏大叙事的成熟。

《三国志通俗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前后长达百年的历史,将这百年间中国广袤大地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纳入小说,无论是小说内容容量,故事在时间、空间上的跨度,人物数量的众多,都达到了此前小说从未有过的宏伟规模。

《三国志演义》的一大艺术成就就在于成功塑造了众多的小说人物形象。《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善于以简练的语言刻画并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小说在写出人物不同性格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人物性格中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使人物成为个性鲜明,同时也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文学典型形象。

被毛宗岗誉为 “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的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关羽和“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正是这种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同时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典型形象。

诸葛亮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超群出众的智慧。他料事如神,谋划精心,长于用兵,善于治国,真正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如 “隆中对”为以后数十年的时局确定了基础,“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几十万大军。

不过智慧虽构成了诸葛亮形象的基调,还不是这个人物性格中最深沉的内涵。诸葛亮性格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刘备的忠心不二,对蜀汉众将的豁达大度的丞相之风,以及自己毫无私欲,对蜀汉集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使得诸葛亮不仅在智慧上超出了对手,在人格道德上也超出了当时人公认智慧与他不相伯仲的徐庶、庞统,以人品的迥异流俗而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达到了中国古代所说的“贤相”的最高境界。由《三国志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体现了民间对政治家道德品质、智慧气度、处事行政的全面要求,这样一位“贤相”在数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至今仍不容低估。

关羽的形象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他作为武将的雄风,二是“义薄云天”的道德品质。 前一个层次,通过“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场面有精彩的描写。但是这些说到底还是为后一个层次服务的,关羽形象中更有光彩、使他在众多本领出众的武将中高出一筹、独领风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义薄云天”。

所谓“义薄云天”,简而言之,是忠和义的二者兼备,和谐统一为一体。关羽的忠首先表现在与刘备的关系上。华容道上“义释”曹操就是对义气二字最生动形象的表现,正是试图以牺牲自己来体现“忠义”二字的博大精深与悲壮苍凉。明清两朝,对关羽的崇拜在民间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关羽由一位名将一跃而成为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偶像,是与《三国志演义》对他的成功塑造分不开的。

曹操是《三国志演义》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似乎忠,似乎顺,似乎宽,似乎义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毛宗岗的评语说明曹操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而且其性格中包含了为现实生活中简单意义的反面人物所不具备的丰富内涵。

曹操的奸诈,在小说里写来活灵活现,曹操为人行事处处露出奸诈的特征,作者完全不需要借助议论或其他方式,就能够使读者对曹操性格有切实的体认。小说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出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对曹操的奸诈就有一段生动传神的描写。面对从敌对阵营远道而来的故人,保持警觉完全必要,粮草事关军中机密,亦自不能轻易透露真情。但曹操对待许攸的态度,不是保守军机秘密,而是一副“兵不厌诈”的做派——既想从故友那里得到消息和帮助,又绝不希望故友了解真情,于是,初始见面时的夸张的热情,继而的虚与委蛇、充满了做作的亲密状和机密状,直到最后谎言被揭穿时的加倍诚挚之态——这里的“诚挚”自是奸诈的另一种方式,充分表现了他的奸雄本色。

曹操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将奸与雄这两个在道德的层面来说似乎是对立的性格因素,极为和谐而又自然地集于一身,他既是一个少有的大奸臣,身上的确

又有难得的豪侠英武之气)。小说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有一个写曹操杀友人吕伯奢的情节,历来都认为这是表现曹操奸诈狠毒的有代表性的段落,其中曹操所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被认为集中地反映曹操的性格。在此故事之前,作者还写了曹操的另一件事,即谋刺董卓。表现了曹操性格中的“雄”的一面,敢于冒生命危险去刺杀董卓,也是非英雄豪迈之士不能为之的。 第二章 《水浒传》 一重点掌握: 1、《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成就突出。 (一)以精细的笔墨刻画人物是《水浒传》的一大特色,因而人物个性鲜明,各有特点。

《水浒传》描写江湖好汉的豪迈勇猛,用的却是细笔。以精细的笔墨刻画人物是《水浒传》的突出艺术成就。因为刻画细致,所以即使是性格相近的人物,也能写出各自特点。例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性格中就都有粗犷勇猛、坦率直爽的一面。但读者绝不会将他们混淆起来。

鲁智深与李逵同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鲁智深的挺身而出,是在性急中有步骤,有机智,不是一味蛮干。例如他“拳打镇关西”,鲁智深发现意外打死了郑屠时, “拔步便走”,回头还指着郑屠户尸体骂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面就“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一道烟走了。”可见他发作起来势如猛虎,当中又不失理智,勇于惩恶却也善于保护自己,李逵则不然。他见了仰慕已久的宋江,便自告奋勇去江边“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为 “抢鱼”而与浪里白条张顺的一番大战。张顺诱得李逵上船,李逵水性不好,却鲁莽应战,老大吃亏。这种以己之短来与人之长较量的斗法,是李逵“粗卤”的个性化表现。三十九回梁山好汉劫法场中,也表现出李逵的这种不顾后果的鲁莽。武松也以粗卤著称。武松待人接物其实远比李逵有节制。得悉兄长遇害,他先暗访街坊知情者,弄清真相,更特别备下酒席,请来众邻,当众审讯潘金莲与王婆,然后录下口供,签字画押,这才安排杀潘金莲和西门庆。当然,武松凶狠程度鲁智深、李逵都不能望其项背——对潘金莲,是剖腹取心、断其首级;对西门庆,是扔到楼下,生生割下头颅。血溅鸳鸯楼等故事里,武松也保持了行事凶狠的一贯作风。

对《水浒传》善于表现性格相近人物的各自鲜明的个性,金圣叹有一段精当的总结:《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年少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人物描写方面的又一个显著成就,是除了叱诧风云的英雄好汉以外,还写了一批活灵活现的市井小人。这些小人物非常值得重视,一方面,是在《水浒传》之前,很少能在长篇通俗小说里见到这类人物,另一方面,《水浒传》是作者将自己的视角,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从社会底层发现了一批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和梁山好汉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小说里不可替代的艺术角色。 (二)《水浒传》能够结合人物处境、经历变动而写出其性格的发展变化,这在早期通俗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水浒传》人物描写最有特点处,是能够结合人物处境、经历变动而写出性格的发展变化。早期章回小说人物性格描写相对更重视外在因素,出身、地位甚至是相貌都会影响人物性格。

林冲在遇到妻子被无端调戏、调戏者又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时,性格表现极鲜明,“先自手软了” “手软了”就是在一瞬间理性考虑的结果。

林冲中了陆谦的“调虎离山”计,高衙内趁机跑到陆家企图污辱林妻。事情过后林冲一再去找陆谦和再三回避高衙内,这两种不同的举动,无疑又是先前“举起拳头”和“先自手软”的再现。甚至在充军发配的途中,薛霸、董超对他百般虐待,他也只是低头忍受。

林冲毕竟是血性汉子,是英雄而非懦夫,他的忍让是暂时退让而绝非屈服。当林冲得知陆谦、富安奉高俅父子之命,要想结果他的性命时,遂清醒地看出自己已身陷绝境,再无退路,于是手刃仇人。等到晁盖、吴用等人上了梁山,他在火并王伦的过程中,读者看到的是与相国寺里初次露面风姿潇洒截然不同的林冲,也是与发配充军途中忍气吞声截然不同的林冲,当然,也可以说林冲其实并没有变,只是他的地位、处境、身份和心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他行事的风格方式都与以前判若两人——人造就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反过来这些社会的环境也造就了人,并且直接、深入地影响着人。

第三章 《西游记》 一、重点掌握: 1、《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西游记》无疑是一部艺术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

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浪漫色彩。孙悟空的72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火眼金睛,可变化的金箍棒,可扇灭火焰山大火的芭蕉扇等等,都表现出了作者惊人的想象力。

在艺术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悟空、八戒等几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他们既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又有人类的思维感情,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猴子是比较灵敏的动物,孙悟空的外貌和动作,完全是个猴子,但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因此,人与猴双重属性,在悟空的身上恰好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同样的,八戒的外形与动作都是猪,他所具有的人的思维与情感,又是比较笨拙、迟钝的,因此,人与猪的双重属性,也在八戒身上十分协调。一个是猴一样精灵的“人”,另一个是猪一

样笨拙的“人”,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鲁迅说《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近世也有学者十分强调其“游戏笔墨”、“诙谐性”,作为《西游记》的艺术风格,这是十分突出的。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如悟空、八戒,无论是精明或笨拙,都具有滑稽可笑的特点。作品的语言,无论是“人物”语言或叙述性语言,也都十分幽默。《西游记》的“讽刺揶揄”的效果,正是通过这种滑稽、幽默的艺术手法而实现的。 第四章 《金瓶梅》 一、重点掌握: 1、《金瓶梅》的艺术成就。《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瓶梅》所写是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大事件、大场面,但更多的是生活琐事,而《金瓶梅》恰恰在描写这些生活琐事中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这原因主要在于真实,特别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无数的生活琐事,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有发生的原因,有发展的过程,有事情的结果。描写细腻,绘声绘色。 《金瓶梅》以高超的技巧,突出表现了每一个人物的个性特征。潘金莲、李瓶儿等都是西门庆之妾,都作为西门庆的玩物终日生活在那个罪恶的家庭之中,但是,她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潘金莲争强好胜、嘴尖舌快、心肠狠毒,而且是一个淫妇,一心只想拢络西门庆;而李瓶儿,却又显得较为和顺、多情,而且有些软弱。人物的性格特点,又十分符合人物的地位处境,如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却是一个几乎无情无欲的女子,她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求得子嗣的问题上。这正符合正室的地位:因为西门庆周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妾和各色女子,吴月娘已不可能以色“固宠”,她只能寄希望于得子,以巩固自己的“主母”地位。于是,她吃斋念佛,终日与尼姑在一起,形成了她特有的性格。 《金瓶梅》的语言造诣极高,一是方言的成功运用:每个人物都以方言色彩极浓的语言表情达意;二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如潘金莲满口泼辣粗俗的语言,吴月娘尽是冷漠愚昧的语言,应伯爵口中,则充满了无耻、谄媚、下流的语言。

《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金瓶梅》开始,所谓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逐步兴盛起来。正如鲁迅所说:“《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例如《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纷纷问世。这些才子佳人小说,虽如鲁迅所说“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中国小说史略》),思想意义并不崇高,但所写以情为主,在明代仍有一定文学价值。而且,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就小说艺术的积累而言,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在《金瓶梅》问世近200年后的清代乾隆年间,伟大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出现了。在《红楼梦》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金瓶梅》对它的影响,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 第五章 “三言”和“二拍” 一、重点掌握: 1、“三言”和“二拍”的艺术成就。第一,“三言”、“二拍”作品大多写的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事,题材平凡,人物普通,但“三言”、“二拍”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的迷离恍惚,运用复线结构,使两条线时分时合,相互交叉,把简单、平凡的故事写得摇曳多姿,做到“无奇之所以为奇”。 第二,“三言”最成功的地方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它的一些人物如杜十娘、秦重、莘瑶琴等,都刻画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与情节的曲折、人物的语言等有关,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的精细、独到,以此来展示人物的心理与性格。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李甲出卖杜十娘的第二天早上,杜十娘暗暗打量李甲,竟然发现李“欣欣似有喜色”,一个细节,就将李甲的卑劣性格暴露无遗。诸如此类的描写在“三言”中比比皆是。心理描写更是细致入微,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蒋兴哥知道妻子与人有私情后,用长达五六百字的篇幅,把他内心的怒、悔、怨、痛写得丝丝入扣,人物因此血肉丰满。

第三,注意语言的通俗化,非常适宜普通人案头阅读。

“三言”、“二拍”之后的清代,虽也有大量白话短篇小说问世,但成就不仅不及“三言”,连“二拍”也赶不上。

第六章 明代戏曲 一、一般掌握: 1、明代杂剧。 2、明代传奇。

第七章 汤显祖与《牡丹亭》 一、重点掌握: 1、《牡丹亭》。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与《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并称为“临川四梦”。此剧原名《还魂记》,创作于1598年。

故事梗概:此剧描写了官宦之女杜丽娘一日在花园中睡着,与一名年轻书生在梦中相爱,醒后终日寻梦不得,抑郁而终。杜丽娘临终前将自己的画像封存并埋入亭旁。三年之后,岭南书生柳梦梅赴京赶考,适逢金国在边境作乱,杜丽娘之父杜宝奉皇帝之命赴前线镇守。其后柳梦梅发现杜丽娘的画像,杜丽娘化为鬼魂寻到柳梦梅并叫他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随后柳梦梅赶考并高中状元,但由于战乱发榜延时,仍为书生的柳梦梅受杜丽娘之托寻找到丈人杜宝。杜宝认定此人胡言乱语,随即将其打入大狱。得知柳梦梅为新科状元之后,杜宝才将其放出,但始终不认其为女婿。最终闹到金銮殿之上才得以解决,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终成眷属。 第八章 明代诗文和散曲 一、一般掌握:

1、 “前后七子”与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指李梦阳、

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前七子多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尽管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

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1526—1590)显得更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一)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 二、重点掌握:

1、公安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第一章 《长生殿》和《桃花扇》 二、重点掌握: 1、《长生殿》。《长生殿》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之久,前后易稿三次。据洪升在《长生殿例言》中所述,第一稿写于杭州,剧名《沉香亭》,中心是写李白的遭遇,大概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完成。第二稿写于移家北京

之后,因友人说《沉香亭》的“排场近熟”,于是删去李白的情节,改写为李泌辅佐肃宗中兴,更名《舞霓裳》,写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最后一稿,去掉李泌的情节,“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完成。

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由此可见,他深为这些作品所感动,有意在他的剧本中采用这个传统题材,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之有所发展。《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作者有意识地把李、杨爱情与唐代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写出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逞侈心而穷人欲”,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王朝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命运。

作者成功地写出了李隆基倦于政事,耽于安乐,“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把国家陷于苦难的深渊。他因宠爱杨玉环,而使杨家一门贵显,杨国忠专断朝政,炙手可热。为了博得妃子的欢心,不顾万里之遥,命令臣下进贡新鲜荔枝。贡使的马匹沿途毁坏了庄稼,伤害了人命,全不在意。作者把《进果》一出安排在《偷曲》和《舞盘》之间,以宫廷的享乐和人民的痛苦形成对比,大有深意。作者写出了帝王的爱情并不专一,因此李、杨之间尽管缠绵缱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波折和污点。七夕密誓之后,两人的爱情有所发展和巩固,然而渔阳鼙鼓已动地而来,他们终于自食苦果。为了平息御林军的愤怒,皇帝不得不在马嵬坡下牺牲妃子,以挽救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他感到内疚不已,晚年沉浸于痛苦之中。

作者处理杨玉环这个人物也有特色。他并不象明人传奇《惊鸿记》那样写“太真秽事”,而是写出了一个帝王宠妃的既骄纵、悍妒又温柔、软弱的典型性格。在争夺君王的爱情时,她对敌手是毫不留情的,正如她在《夜怨》一出所说:“江采蘋、江采蘋,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而当她得宠时,又时时不免“日久恩疏”的惊恐。作者对她既有批判,又有所同情。尽管她在马嵬坡下自尽,承担了一切罪恶,但作者并没有把安史之乱的全部罪责归之于她。《弹词》一出中,以铁笛擅名的李謩说:“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也代表了作者的观点。 作者通过《贿权》、《楔游》、《疑谶》、《权哄》、《进果》等出,写出了皇帝和贵戚的穷奢极侈,宰相的弄权误国,权臣间倾轧不已,官僚们趋炎附势,志士仁人痛心疾首,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郭子仪发出感叹:“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疑谶》),农夫高呼“一年靠这几茎苗,收来半要偿官赋,可怜能得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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