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小说，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纪元。但是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却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是，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从明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个答案，比如王世贞、屠隆、李开先、李渔、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金瓶梅》是在民间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由某个文人整理写定的。这个说法虽然可以找到许多文本上的证据加以支持，但是文本之外的证据却很少，对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其中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过，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多少文献上的记载，似乎不可想象（这跟《水浒》和《三国》的情形实在相去甚远）。其次，象《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这种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太适合于在说唱文学中予以表现。关于《金瓶梅》的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其写作年代，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嘉靖和万历两说。明人笔记中首先提出此书出自嘉靖间大名士之手，至郑振铎、吴晗等人始提出万历说，迄今未能趋于一致。《金瓶梅》刊刻之前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在山西发现）乃据初刻本翻印；明末崇祯年间所刻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经过删削和修改，尤其是第一回作了很大改动，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部书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本子乃清初康熙年间刊行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此即张竹坡评本。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删改本，然多背离原著甚远。 二、《金瓶梅》的主题、艺术特色及影响
《金瓶梅》乃是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情节作为整体叙事框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长篇巨制，虽然小说中的时代设定在北宋末年，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却是属于晚明时代的。小说以西门庆这个人物为核心，描述了他在对金钱、女色、权势的追逐中耗尽生命的短暂一生，与此同时小说中又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一个暴发户家中成群妻妾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潘金莲这样一个乖巧机变、情欲旺盛而又阴险狠毒的不幸的女性形象。此外，作者又对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多所揭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弥漫着欲望气息的成人社会，作者以一种冷静的自然主义的笔调在叙述这个社会的聚散离合，描述它的短暂的繁华和彻底的毁灭，除了一丝宗教拯救的渺茫希望之外，看不到多少理想的色彩。在《金瓶梅》中，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手法来塑造其中的人物，人物的性格都更为真实、丰满、复杂，一改以往小说中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局面。《金瓶梅》中的人物已经难以完全按照某一种标准去衡量，而是应该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金瓶梅》又以一种近似于重复、琐碎的笔法去描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过去小说所形成的审美期待和阅读方式（我们不再可能从中获得阅读《水浒》、《三国》等书时的审美愉悦）。《金瓶梅》所开创的题材领域与写作方式对后世的长篇小说（如《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章 汤显祖与《牡丹亭》
一、汤显祖的生平及思想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中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等职，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交往。万历十九年上书议政，被贬官广东徐闻。万历二十一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临川。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戏曲创作上，代表作品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其中后三者均作于弃官归乡以后。汤显祖在思想上先后受到罗汝芳、达观、李贽等人的影响，兼备老、庄、儒、佛、心学等多种因素。在创作思想上他强调“情”的价值，这正如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所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
二、《牡丹亭》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牡丹亭》这部戏曲的构思受到魏晋隋唐文言小说中女鬼再生题材的启示，但又融进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杜丽娘乃是太守之女，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除了每日在闺中刺绣，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为了使她能够成为知书达理的“贤淑”，父亲便为她请了一位腐儒教授《诗经》。但是这样一种陈腐的教育方式却并不能遏止丽娘青春生命的冲动。在一次偷偷的游园经历中，她看到满园荒颓中的“姹紫嫣红”，不禁油然地感慨自己在孤寂中虚度的华年（“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当她回到闺中，便恹恹入梦，却不料在梦中与一位俊秀的书生相遇，二人欢情缱绻。然而春梦无痕，丽娘从此幽思成疾，以至抱恨而终。不久之后，那位梦中的书生（柳梦梅）竟然来到园中，拾到丽娘临终时留下的画像，日夜焚香参拜，感动丽娘幽魂降临。二人海誓山盟，更兼宿缘前定，丽娘乃获重生，与书生结为夫妇。在这个戏剧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礼教的抨击、对人性的尊重正与晚明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牡丹亭》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曲辞精致优美，充满了诗一般的抒情氛围；全剧风格在深沉、含蓄中兼以诙谐、幽默；剧中所涉及的生活面及地域空间也很开阔，这都使其超出当时的其他剧作而显得卓尔不群。
三、《牡丹亭》的影响及流传在这部戏剧问世之后，立刻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由于剧中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中青年女性的普遍处境，因此尤其受到她们的青睐。万历年间，江南才女冯小青曾在幽居水阁的凄寂生活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
16
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表达了她心中强烈的共鸣。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戏剧家沈璟曾将此剧改编，以适合昆腔的演唱形式。现代戏曲大师梅兰芳曾排演昆曲《游园惊梦》，是对该剧《游园》一出最为完美的演绎。
第七章 明代短篇小说 一、短篇文言小说
明代前期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再加上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可合称“三话”，这三种小说集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较少创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集则有宋懋澄的《九籥集》、《九籥别集》，冯梦龙纂辑的《情史》，以及朱孟震的《河上楮谈》、《汾上续谈》等。这些集子中虽仍带有前代小说的痕迹，但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如《九籥别集》中的名篇《珠衫》即完全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冯梦龙等人的拟话本小说亦曾从这些文言小说中取材。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仍然包含不少狐鬼花妖的题材，可以视为唐代传奇与清代文言小说之间的一个过度阶段。二、白话短篇小说 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时期已较为发达，宋代小说家话本中的某些篇目得以保存在明人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中，使我们可以略窥当时白话小说的概貌。到了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大量涌现，标志着这种文体形式的成熟。其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先后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乃是这类小说的集成。现在一般认为，“三言”中包括了一部分经过改编的宋元话本，此外基本是明人（包括冯梦龙）的创作。“二拍”中的作品则基本出于凌濛初的个人创作。冯梦龙对白话小说的关注乃有其明确的“导愚适俗”的主张：“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叙）”这注定“三言”会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对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对背离礼教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宽容等。“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也更加广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其中的许多作品在叙事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廊独占花魁》即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之外，明末人刊刻的《西湖二集》、《型世言》也是较为重要的白话小说集，但其艺术性都已大逊于前。
第八章 晚明小品
小品文是公安、竟陵文学主张的产物，体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这类文章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没有道学气，最能体现出人的性情和襟怀，所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在晚明文坛，小品文的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等人。袁宏道为人洒脱，不滞于物，辞官后纵情山水，写下大量小品文的佳作，如《高梁桥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均文字清丽活泼，令人怡情悦性。谭元春、刘侗等竟陵一派小品则幽深孤峭，于新奇拗涩之中蕴涵深趣。王思任则于幽峭之中杂以谐谑，似又别为一体。张岱则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张岱中年经历明朝的覆亡，家境也随之败落，所以他的小品文中常暗含家国之痛与沧桑之感。张岱拓展了小品文的表现领域，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到他手中无不各臻其妙，而且获得一种表达的自由。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