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于老、杨二人，更接近杨朱，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卷125，P.2988），与杨朱一样追求自我的价值，也与杨朱一样，偏离老子的救世情怀。“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卷125，P.2989）；庄仲曰：“庄子虽以老子为宗，然老子之学尚要出来应世，庄子却不如此”，朱熹答曰：“庄子说得较开阔，较高远，然却较虚，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当时看来，也不甚喜他如此说”（卷125，P.2995）。老子的“长生久视”，杨朱的“爱身”，化为庄子的个体的逍遥自得与养生全性；老子的无为以应世，蜕变为庄子的不“以天下为事”（《庄子\逍遥游》）。这里，朱熹在老庄并列、学人们普遍视老庄之学为一体的情况下区分老庄，是难能可贵的。至于魏晋玄学与老子的关系，朱熹说：“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卷122，P.2953）。
道教是道家与神仙方术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取自道家，因此，其以“道”名教，并与老子关系密切。朱熹云：“老氏初只是清静无为。清静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卷125，P.3005）；“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据他所谓无事者，乃是大奇耳。……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会得他意思”（卷125，P.2996-2997），厘清了老子之学向道教理论的转变过程。它表明，老子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长生不死为人生指向，庄子等道家人物专注于自我解脱而遗弃其“取天下”、治天下的政治追求，道教则专以人生炼养为目标，并试图通过各种祈祷方式而实现之，最终使老学走向宗教。 2．儒家对待老子有双重化取向，一方面批驳之，另一方面又利用之。朱熹列举孟子、扬雄、张载、邵雍、二程及其门人等，论述老子与儒家的关系。孟子反对道家和墨家，但其批杨朱和墨子而不言老子。其因在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对儒家构成极大威胁。朱熹出于排老目的，硬说孟子辟杨墨即是批老庄：“人言孟子不辟老氏，不知但辟杨墨，则老庄在其中矣”（卷126，P.3007）；“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卷125，P.2987）。此是在明知道墨不同、老杨有异的境况下强词夺理。扬雄“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致力于阐发孔孟的理性主义精神，韩愈谓其“大醇而小疵”（《韩昌黎集》卷11，《读荀》），予以正面评价。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等称颂扬雄，司马光更是将其称作“大儒”并为《太玄》作注，但朱熹却因扬雄曾师从汉代著名道家学者——《老子指归》的作者严遵，其模仿《论语》之作《法言》、模仿《易经》之作《太玄》融合儒道，而对其持否定态度。他指责扬雄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云云，亦只是庄老意思，止是说那养生底工夫
尔”（卷137，P.3253）；“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静，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卷137，P.3261）。类似的话还有：“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卷137，P.3259）。在通过举例法证明扬雄之学归本于老子后，朱熹甚至斥其“最无用，真是一腐儒”（卷137，P.3255）。从朱熹对扬雄这样的汉代名儒、大儒的谴责，可知其不仅洞悉老子对汉代儒学的影响，而且洞晓以扬雄为代表的合儒道的儒学理论的建构尝试对魏晋玄学合道儒的道家理论构建模式的影响。其“西汉时儒者说道理，亦只是黄老意思”（卷126，P.3011），点破了老子在汉代儒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汉代儒学重构中老子学说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子云所见处，多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卷137，P.3261），以及“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等明白无疑地透露了汉代儒学与魏晋玄学的内在联系。
宋代理学家出入佛老，宋代理学多受佛老滋养。即便朱熹本人也不例外。其弟子欲读《老子》等道家著作而有所顾虑曰：“平时虑为异教所汨，未尝读《庄》《老》等书，今欲读之，如何？”他说：“自有所主，则读之何害？要在识其意所以异于圣人者如何尔”（卷97，P.2498），主张不以人废言，取可取之处。朱熹弟子引二程之语：“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朱熹引二程《遗书》中的“《老子》言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测天道而未尽者也”，并且赞之曰：“程先生可谓言约而理尽，括尽二书曲折”（同上）。朱熹眼中的二程显然是出入老学者。张载有“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朱熹发挥道：“无者无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则有矣。老氏乃云‘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理也无，便错了”（卷98，P.2531），指出张载所言乃是批老子“有生于无”的本无论，再以自己理本论说明无物有理、理外无“无”。朱熹弟子疑邵雍之诗“尝有庄老之说”，朱熹同意这一看法曰：“便是他有些子这个”（卷100，P.2543），后又论邵雍之学“似老子”（卷100，P.2544），举其《击壤集序》中的“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等语证明曰：“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卷100，P.2545），因而批评邵雍不象二程所说的那样“粹而不杂”（卷100，P.2543）。谢良佐系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朱熹门徒谓其“老氏之学多”（卷101，P.2558），朱熹称是。这样，老子之于儒学的主要影响在汉宋两代。这两代又恰是儒学的繁盛时期。
3．佛教与道家有相似相通处，佛教进入中国得益于道家的接引，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与道家、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佛道相争相融的结果。朱熹从批评道教的角度切入佛老关系曰：“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
收拾人家破 破釜”（卷125，P.3005）；“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卷126，P.3009），道出佛教傍依老子、假借道家而渗透中土，又移花接木、盗用《老子》精华为其所用。佛教从道家宝藏中偷去的最珍贵的珍宝即是《老子》中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所表达的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所以，朱熹道：“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卷126，P.3008）。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P.3025），佛“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卷126，P.3038）。晋宋时的佛教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的禅宗皆与老子及庄、列的学说血肉相连。禅宗的流行超越了《老子》的影响力，也使道教“黯然失色”，朱熹将其归功于达磨（摩）：“……达磨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静见理。此说一行，前面许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难为抗衡了”（卷126，P.3010）。其实，达磨只是带来新的禅法，其“藉教悟宗”（道宣《菩提达摩传》，转引自潘桂明著：《中国禅宗思想历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P.5），指其依附于四卷本《楞伽经》立论，“所谓禅宗一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至少在达摩时代，没有离开‘教’，从而也不可能离开‘文字’”（同上书，P.6-7）。道教反过来援用过佛教理论，或者说，佛教也“反哺”过道教。朱熹举例道：《清静经》偷取佛家“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而提炼为“无无亦无”（参卷126，P.3008）；道教仿释氏“三身”而有“三清”。可是朱熹喻之为收拾佛家破 烂瓦，取其不好处！
此外，老子之于法家、兵家也有深刻影响。朱熹谓老子“只是欲得退步占奸，不要与事物接”，“故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如申韩之徒皆是也。其后兵家亦祖其说”（卷125，P.2996）；“关机巧便，尽天下之术数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数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卷126，P.3013）。此谓“老氏之意”为法家、兵家之本，申韩等和用兵者之术均是《老子》中“阴谋”的“变异”。 4．老子的历史影响不限于学术层面，还伸展到政治层面。朱熹认为汉高祖刘邦完成一统天下的霸业赖于张良（字子房）的谋略，张良所用正是老子之学：“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 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卷125，P.2987）。
朱熹的这一观点虽有牵强处，但他点出了汉初黄老学的盛行非为统治者的一时选择，更非学界某些学者所理解的“权宜之计”，黄老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化为统治政策之前经历了长期的酝酿过程。关于老子学说在汉武帝前的盛行情况，朱熹曰：“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卷125，P.2993），概述了在学术政治化的社会大背景下，《老子》高于《六经》、道家高于儒家的真实状况，以及统治者以黄帝老子之术治理天下的实践效果。这表明先秦诸子学说优劣的政治定位起于汉初，而非起于武帝罢黜百家时；是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而非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早自觉成为所谓官方哲学。但是，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考察西汉初期君臣们的政治作为，朱熹以为他们滞于老子思想的表层，未能把握住其本质，即未解老子清静无为并非绝对的无所作为，乃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章》）：“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卷125，P.2987）。
玄学祖述老庄，发端于曹魏。同为三国之一的蜀国虽无著名的玄学家，然亦有习《老》者。朱熹在比较张良与诸葛亮时云前者“近黄老”，后者“近申韩”（卷137，P.3264），考虑到朱熹以老子之术为法家源头，诸葛亮既然喜申韩，当曾习黄老。东晋时王导、谢安均以“老子之道”治国，却最终未能挽救晋王朝的颓势，朱熹归因于王导的“随波逐流”、谢安的“清虚”未得“老子玄少处”（卷136，P.3242），这说明东晋时老子思想不仅畅行于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左右着当时的政治生活。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朱熹视界中的老子只有一个，他既是道家创始人，又是礼学大家；既反对礼，又传授礼。老子学说根源于三代文化和隐者的精神世界，兼有个体自守和无为而治两面，体现出清虚无为和柔弱谦下的理论特征；老子之后的道家和道教既是对老子学说的继承、发扬，又是对老子学说的“偏离”。老子及其思想影响了汉代以来的儒家和佛教，也影响了汉代、三国和东晋政治。佛老的差异在于前者出世，后者入世；老儒之别在于入世的不同路向。这些，为我们今天研究老子和道家学说的渊源、内容、特质、影响，儒释道关系，中国哲学的历程等，都提供了某种值得借鉴与深思的思路、标准。
（说明：此文系与孙以楷老师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