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所使用的方法与解释程序，就成为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课题。
社会交换理论则是针对帕森斯理论注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基础、注重结构忽视个人的缺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交换论的代表人物是霍曼斯和布劳。和社会唯名论者相似，霍曼斯也强烈主张要在社会学中“恢复人的地位”，认为制度、组织和社会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行动，因而也必须用有关个人行为的命题来解释。但和诠释社会学、符号互动论不一样的是，霍曼斯不是把人的社会行为归结为纯粹的符号性互动，而是受古典经济学、行为心理学的启发，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交换行为。霍曼斯认为他的交换理论既可用于解释微观现象又可用来解释宏观现象，但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停留在微观层次上。他认为只要把微观层次搞清楚了，宏观层次的现象也就好理解了。他的这种看法被批评为具有把一切宏观过程归结为微观个人行为的还原论倾向。布劳试图纠正这种倾向。他指出，微观社会现象与宏观社会现象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他提出了“整体效应”的概念，认为宏观社会过程虽然产生于微观社会过程，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就获得了一种突生性、自主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他对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的社会交换过程，它们的不同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试图说明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是怎样从微观的、简单的人际关系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期待以此来填补社会学中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的鸿沟。但若干年后，布劳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不平等与异质性》中，又提出了一个“宏观结构理论”，更加强调宏观社会结构的突生性质，强调宏观结构对微观互动的影响，主张从宏观结构本身来讨论宏观社会过程以及它对互动的影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回到了帕森斯重视宏观忽视微观、强调结构淡化个人的理论立场上去了。
批判理论的流行则与帕森斯理论“保守主义倾向”的批评相呼应。批评理论在二战前就已形成。与结构功能主义对秩序的关怀形成鲜明对照，批判理论注重于批判现实，寻求人类解放的新道路。代表人物有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
第二大发展阶段上的西方社会学以帕森斯对先前各派社会学取向的尝试性综合为起点，然而最后却以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分化为终点。
3、新的理论综合
新的理论综合是相对于帕森斯的理论综合而言的。与帕森斯的综合相比，新的理论综合活动显得更为普遍，参与的人数也更多，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理论之一。新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是要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冲突论、互动论、现象学、交换论、批判论等对立学派的研究主体及思想观点，将它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理论。亚历山大认为，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只有帕森斯的理论为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在新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对它做出新的解释。他并力图将其它各派的理论成果与这种重新解释过的功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期为新功能主义取向确立一个有效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则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来进行理论综合的一种尝试。吉登斯批评社会学家们把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永恒化。他认为这些方面并不形成什么二元论，而是一种“双重性”，即它们双方都是相互包含的，并不构成各自分立的客观现实。他批评功能主义学派忽视人的能动性，把社会结构与产生和改变这些结构的行动者分离开来。他也批评现象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等主观社会学派过于忽视制度化的结构和过程，并且无视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吉登斯将结构理解为不断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与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结构还具有转换性和传递性，可以随行动者的活动需要转换为许多不同的模式和外观，可以随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使用它而得到改变。总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强调的中心思想。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虽然是想沟通社会学中的微观立场与宏观立场、主观立场与客观立场等各种对立面，但与新功能主义相比，它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微观与主观的一致。
哈贝马斯则是试图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来会通诸子百家。早在《认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就“经验－分析的知识”、“形而上学－历史的知识”、
“批判的知识”三种知识类型分别与物质生产、理解和解放三种人类的利益类型对应挂钩的办法，来为实证、诠释和批判三种研究取向的和平共处确立了合法性。在其《沟通行动理论》中，他进一步试图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韦伯的诠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融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综合了各种思想的批判理论，即沟通行动理论。他采用了沟通行动、生活世界和系统三个基本概念，对社会过程中这三者的性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他认为沟通行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再生产的基本过程之一，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满足沟通行动所固有的理性条件；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的系统过程侵占、扭曲了作为沟通行动的前提条件的生活世界，从而阻碍了沟通行动的合理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建立在合理的沟通行动基础之上，正是批判理论的基本目标。“沟通行动理论”从批判理论的角度会通了社会学中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诸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理性选择理论”是以理论综合为自觉目标的另一种有影响的当代社会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是其代表人物。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他明确地对美国社会学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表示不满，提出要探讨将它们联结的方式。与迪尔凯姆等人一样，科尔曼坚持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人行为。但他又接受了韦伯等人的主张，指出社会系统行为归根结底是许多个体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以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来解释宏观的社会现象。他提出任何以个人行动为起点来阐述社会系统现象的理论所必须包含的三个组成部分：（1）将宏观现象转变为微观行为；（2）个体行为的分析。在科尔曼这里，个体行为被描述为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选择行为”。（3）微观的个体行为如何构成宏观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也是一种当代有影响的综合性社会理论。布迪厄力图超越那些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与客观对立、宏观与微观对立、结构与行动对立、符号性与物质性的对立等等。布迪厄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实践、结构、场域、资本、惯习等。实践是社会研究的首要对象；结构则既有客观的社会结构，也有主观的精神结构；场域则指由许多社会位置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客观社会结构即由无数具体的场域所构成；个体的主观精神
结构也称“惯习”，其形式是知觉、评价及各种身心图式；资本则是个体可以利用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与符号的资源。布迪厄认为，实践是场域（及结构）与惯习之间辨证关系的产物。一方面，实践受到惯习的指引，人们在惯习的指引下，运用各种可得资本，通过实践不断形塑、建构起“场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不断地创造、再生产惯习本身；另一方面，惯习又受到场域及结构的制约，是后者在个体主观世界中的内化，场域及结构通过塑造惯习而制约实践。因此，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遵循韦伯的诠释社会学观点，试图通过对西欧10至18世纪人们的礼仪、习俗、心理结构的变化，从人们行为的“主观意义”方面来把握西方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然而他反对孤立地考察人们行为的主观意义，主张要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出发，来理解个体层次的心理结构、行为方式的变化。这本书所包含的那种力图跨越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倾向，与当时欧洲的知识氛围不合而与现时西方知识界的努力方向甚为默契。
二、经典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现代性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吉登斯指出，社会学的三位经典大师——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他们思想理论最主要的旨趣所在，是想勾勒出与以往的社会形态大异其趣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吉登斯认为，正是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问题，以及三位经典大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
社会学是从社会哲学脱胎而来的。这个脱胎的实质是问题意识或者说提出问题的方式的转换：从思考一般社会是什么，转换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是什么。正是完成了这个“脱胎”或者说转换工作，使得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赢得了社会学理论奠基人的声誉。
马克思（1818－1883）早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致力于寻求理解现代社会基本矛盾——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与他的前辈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纯粹哲学思考不同，马克思对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而诞生的现代社会形式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完全经
验的”分析，从而达成科学的实证基础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为基本结构形式的社会。自此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都没有离开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内在对立的现代社会结构形式，他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
迪尔凯姆（1857－1917）和韦伯（1864－1920）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登上学术舞台的，他们同样抓住了现代社会结构形式这一基本问题。
迪尔凯姆极为重视社会分工问题，这正是马克思从早年开始就做过专门研究的问题。尽管他们的着眼点和结论不同，但基本前提都是承认劳动分工、社会分化是形塑现代社会结构的主要机制。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是揭示了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规律，论证了那是一种铁的必然性；在迪尔凯姆那里则揭示了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工业社会，存在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的新的社会整合方式——有机团结。迪尔凯姆对自杀的研究，揭示了自杀的社会原因，认为由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自我主义和失范，造成了社会整合的松懈。他透过自杀现象，研究了现代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社会分工破坏了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特征的道德规范，但在正常情况下，社会分工却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即职业道德，来取代它所破坏的整体社会的集体意识。由于社会解组、社会分工的反常状态（社会分工增长速度过快、强制性分工、纯经济或纯技术的分工等）等因素对社会团结的破坏，迪尔凯姆十分强调处于整体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职业群体在社会团结中所起的作用，这些群体的职业道德一方面能够遏制国家权力的膨胀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个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调节作用而将个体同更大的社会联系起来。他把完善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作为解救社会危机的改良主义济世良方。
韦伯则从宗教和文化领域，探讨现代社会形式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所提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东方的问题，被称为“韦伯问题”。他认为欧洲新教是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它把在尘世的劳动看作世人的天职，努力而勤勉的工作被视为赎罪和获救的手段，甚至被看作是荣耀上帝的行为。儒教是入世神秘主义宗教（遵从传统、信奉千年不变的传统权威，要求顺应世俗，宿命论色彩），道教、佛教是出世神秘主义宗教（弃世厌俗、沉于冥想），都不具备促进
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韦伯把论证现代社会形式的合理性作为他的社会学的核心思想。在韦伯那里，合理性被看作是与传统主义相对立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它产生在西欧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的基础上，并用来解释这些国家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韦伯把宗教改革以降的西欧社会生活的整个现实全部理性化或合理化了，他赋予西欧整个社会过程以一种有秩序的运动，符合理性、合目的性的色彩。韦伯对作为现代社会理性化代表的科层制的矛盾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