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少的生活需要。如果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没有基本保障，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人权保障就谈不上。由于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合作医疗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严格地说目前还不具有“社会”的性质，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很小，到1994年底，全国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3%，农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只有2%(农村“五保户”和优抚对象)。[25]也就是说，由于农村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因此要使我国人权保障有一个较大的进展，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第二、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极大地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社会法，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立法干预经济，在经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形成了公法与私法的相互交错，从而出现了作为中间领域的社会法(包括反垄断法、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等)。[26]可见，社会保障法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量和重要地位，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德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称作“法治国家”，而认为自己的国家既是“法治国家”又是“社会国家”。[27]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如他们完善，例如美国人上大学，就要交纳高昂的学费，而在德国，人们上大学是免费的，其他例如失业保险、住房津贴等待遇也不如德国那么高。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就说明，要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建立和健全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忽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进而影响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农村现实情况表明，由于农民考虑到生病和将来的养老问题，不愿也不敢将手中的积蓄用于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家几次下调利率、增发国债，但仍然没有将农民的消费热情调动起来。由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消费不足，就对国家拉动内需的战略决策造成影响。[28]统计表明，1997年底，全国农户储蓄余额已达9020亿元，再加上手持现金7200亿元，共计16220亿元，但其中绝大部分没有转化为现实支出。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仅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1.9%，县及
县以下农村市场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1997年为38.9%，1999年下降为38.6%.[29]一位权威人士指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内需，三是对外贸易。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投入。外贸方面，由于我国两大贸易伙伴日本经济持续低靡，美国又卷入战事之中，未来外贸出口将很难有乐观的增长。因此，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内，扩大内需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从2001年10月开始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加薪，并在12月份发双份工资。这是国家在两年时间内对公务员进行第三次加薪。政府此举表明，政府正在努力扩大内需。[30]如果国家能为九亿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敢于把手中多余的钱拿出来用于消费，由此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内需，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自1986年以来，国家把对农村社会救济的重点转移到全国8000万贫困户的脱贫致富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村贫困人口有了明显减少。但是，由于农民经济基础薄弱，收入增长缓慢，医疗费用猛增，农民一旦患病住院治疗，就会花去家中所有积蓄，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后果。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般占贫困户的30-40%，有的地方达到60%以上。[31]浙江的谨县，1995年生产总值达80亿元，是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之一，但全县仍有2000多个因病所致的特困户。[32]数量较多的贫苦农民会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后腿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如果农民能够获得较为充分的社会保障，就能避免和减少以上情况的发生，由此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再把社会稳定看作是保证社会发展、民族兴旺的诸多因素中的重中之重，而农村稳定又是社会稳定中的重中之重。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33]农村稳定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有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充当社会的“安全阀”或者“减震器”，这一功能是通过社会保障这种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公平，消解人们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引起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实现社会安宁和保证良好秩序来实现的。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广大农民受益非浅。然而，近几年由于化肥、农药、地膜等工业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富差距加大;一部分农村干部作风腐败等原因，在农村潜伏着不安定的因素和矛盾。尤其是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城市居民比较充分的社会福利，更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产生不平衡心理，并因此来到城市做案，造成城市的不安定。消除农村不安定因素，除了采取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纠正农村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等措施外，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减少农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最有力措施。
第五、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更顺利地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中国农民素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民的这种观念依然存在，因而农村超计划生育的情况不在少数。国家如果能够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险，使农民在晚年时衣食有着，就能够使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很好地推行，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六、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就能够使广大农民相信科学，远离邪恶。自1999年以来波及全国城乡的法轮功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受法轮功蛊惑的人当中，有不少的人起初是由于疾病缠身，又久治不愈或者无钱医治的，尤其是农村农民，多数由于无钱医治，才求助于法轮功、后又被法轮功分子利用的。[34]如果国家能够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保护，那么就可以减少类似事件发生，就可以让人们在医疗上没有大的顾虑，集中精力去从事生产和工作。对于国家来说，也可以减少整治这类事件的社会成本。
第七、国家通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保护，有助于防止和遏制腐败。长期以来，国家对城市建设和社会福利投入较多资金，而对农村投入较少，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
一些地方户籍部门利用人们急于进城的想法，借助解决户口问题大量敛财。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卖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自治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为248万人办理了农转非户口，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至2万元，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将近200亿元。这些预算外收入不仅是对农民的赤裸裸的剥夺，[35]增加农民的不满和敌对心理，而且会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国家下大力气根除腐败决策的实行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