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必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这就是他要求建立律师服务平台的动因。该平台提供5大类24项服务功能，在全国法院首次推出真正意义上的网上立案、庭审排期自动避让、关联案件和审判业务文件主动推送等功能。以往全国大多数法院推出的网上立案基本停留在“立案审查”阶段，当事人或律师必须前往法院领取案号和缴纳费用，而利用该平台，律师可以在网上进行材料提交、缴纳诉讼费、获取案号等“一条龙”服务，实现立案全程网上操作。因为平台改变了法院传统的窗口立案模式，也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与反对，为了在体制内寻求突破，他多次在银行、律协、法院内部之间调协，召开多次座谈会，强调平台建设的意义。他说上海律师每年要参与20万件案件诉讼，如果每个案件让办案律师减少一次跑法院的劳顿，就要节省近60万小时工作时间、10万次车辆往返。就在他逝世前一天，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刚刚上线试运行，他在转发这条消息的同时也留下他朋友圈里的最后一句话：“希望让律师的执业环境越来越好。”他进医院抢救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信是发给信息技术人员的，要求做好律师服务平台调试，为宣传报道做好演示准备。
他主导开发的“裁判文书智能分析系统”，在国内法院首次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裁判文书进行智能评查，将法官办案的最后一道工序———撰写判决书———再智能化检
查一遍，看是否存在人工不易查出的逻辑推理及论述严谨性问题，看是否存在如诉讼请求和判决主文等“六个不一致”的问题，对案件裁判文书质量把关、辅助法官结案的论述说理等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深受办案法官的欢迎。
他主导推进“法官业绩数字化评价”，在晋升条件中加大工作实绩的权重，为能干事想干事的同志提供了舞台。他还将案件大数据、案件权重测算法与工作量可视化展示等方法与手段运用到了司法改革之中，并被人称为“法律系统最优秀的产品经理”。如他研究的“案件权重计算理论”，在国内外法院算最先进实用的，彻底破解了长期困扰人民法院对不同案由、不同类型案件审理难易程度与科学评估法官办案工作量的难题，将案件权重系数分为对一般案件的一般权重系数、特殊典型案件的固定权重系数和案件特殊因素的浮动权重系数，为科学评价办案工作量，法院司法改革科学确定人员分类员额、岗位配比、法官人力资源办案占比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主导“信息中心设计”时，仅信息中心装饰设计方案，就修改了不下11稿，该中心的家具方案、位置安排、颜色搭配、灯光类型、电脑屏式样等，他都亲自把关，认真研究，并要求看实物样品、作对比分析等。这些足以感受到他的细微、严谨与完美。
勤奋、敬业———才能改变世界
“勤奋是可以感动人和带动人的”，他以身作则，爱岗敬业。他的日历里几乎没有节假日，他说是“5加2，白加黑，24小时工作制”。因为白天要开会或出差，研究信息化工作基本都是在下班后或者周末，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始终坚持标准，注重细节，按照法院工作的发展和需要推进信息化建设。他说：“在互联网时代，不尊重用户体验，不突出个性化服务，没有粘合度，这样的软件是没有市场的”。他要求上海高院开发的每一个软件都要具备人性化、便捷化、智能化特征。为搞好软件系统开发，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每个信息化系统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大到软件的界面是否人性化、系统构造是否合理、用户体验是否良好等内容他都亲自把关，小到文本框的字体用什么颜色，下拉列表的内容是否对齐等细节他都能注意到，一个信息系统从开发到发布往往要修改10多次。一次到基层法院调研，大家突然找不到邹院长了，仔细一找，他正趴在某法官的办公桌上体验新开发的系统，随身带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上面记录着基层法官提出的种种改进意见。他曾说“群众的投诉是我们的黄金资源”，为此，他特别重视信息化沟通平台上每一条意见建议，要求信息技术部门及时处理并反馈情况。高院信息指挥中心改造时，他亲自把关，设计图纸前后修改11稿，施工时，为考查施工质量，他亲自爬上楼梯确定通风口及各种管道设施是否按设计施工，他的敬业程度让施工人员都大吃一惊。他还结合自
己深厚的法学功底和扎实的管理能力对信息化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了他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一次他晚饭后散步时迸发出灵感，想到用一张思维导图把“办公办案一键通”软件的功能与各部分之间相互的关联清晰地表述出来，他立刻将想法付诸实践，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在办公室把图做了出来，使软件开发人员茅塞顿开，极大地推进了软件开发进程。开发裁判文书智能分析系统时，专业技术人员不懂法律理解不了他说的很多思路框架和专业术语，他就每个周末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为他们讲解系统涉及到的法律知识，这样的讲解沟通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在系统开发的8个月里，只要没有公务安排他准是一头扎进该项目中。正如他家属所说，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给了司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