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产业转移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中国必须建立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价值链，以此获取创新资源，实现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文章以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陶瓷产业三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的价值链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归纳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升级路径。提出通过培育高级创新要素、消除市场分割、发挥市场需求多样化是构建国内价值链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
关键词 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国内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68-07 一、引 言
中国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通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发展成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造成了核心环节缺失和产业升级受阻。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改变和竞争的日益加剧，东部的资源优势在减弱，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等境外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转移。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政策趋势下，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好的是如何加快产业向中西部等内陆地区转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培育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提高产品增加值，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产业转移作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对产业转移升级效应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赤松要较早提出的“雁行”发展模式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都论述了产业转移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所引发的产业国际转移带动了后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arndt（2001）[1]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得利益分配与技术溢出，加快产业升级。随着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产业转移的环节越来越细化，国际产业转移模式正逐渐从垂直fdi为主导转向国际外包为主，产业转移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转移，而是沿着价值链上各个生产环节在各国以及在一国内部各地区间的转移。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进而从微观层面为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gereffi（1999）[2]等学者认为通过全球价值链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企业将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路径进行。humphrey（2004）[3]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发现东亚国家的企业升级是沿着oea（加工组装）―oem（贴牌生产）―odm（自行设计生产） ―obm（自主品牌）的路径实现的。gereffi（2005）[4]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的提升。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对此升级过程提出了质疑，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存在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价值链陷阱”。在全球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基于外包的产业转移虽然有助于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但却难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等高端价值链升级过程（humphrey and schmitz，2004；gereffi，2004；刘志彪，2007）。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能够获取技术溢出，但这种效应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产业实现顺利升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现实状况。“中国制造”规模巨大，但本土缺乏核心技术与国际市场竞争力，仅锁定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经济结构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因此，国内学者刘志彪（2008）[5]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要构建国内价值链来实现产业升级，缩小地区差距。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成功经验也都证明了通过构建nvc（国内价值链）可以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刘友金（2011）[6]基于大国视角也分析了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但事实上，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与实践相结合的案例研究相对较少。此后，巫强、刘志彪（2010）[7]以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手机行业为例分析了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条件、瓶颈和有效途径。程李梅等（2013）[8]以广西北流市日用陶瓷产业为例提出了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必须通过产业链空间整合来培植优势产业。但是他们尚未对多条价值链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陶瓷产业三个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的价值链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归纳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升级路径。本文的贡献在于在对不同细分行业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通过产业转移构建国内价值链最终促进产业升级的一条可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这对于发展基于内需的完整的现代产业循环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二、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下产业升级路径比较分析 （一）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路径
gereffi（1999）[2]对东亚服装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商品链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是通过参与主导企业的全球商品链的学习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或国家从事高附加值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这一升级路径对应于制造业企业从oea―oem―odm―obm的演化模式。然而这一升级模式并不是自发过程，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因此不确定性较大。nolan et al（2008）[9]认为全球价值链将形成一种“瀑布效应”，对后发国家产业升级形成阻碍。中国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在此产业升级过程中遭到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跨国公司的压制和阻断，从而出现产业升级困境，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因此，依赖于国外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下的被动升级路径难以为继，中国加工制造业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基于国内市场和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的可行路径。 （二）国内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动力机制
随着东部沿海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会重新调整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以佛山市为例，佛山市政府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佛山市产业转移，加快佛山市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可见，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升级困境，这迫使企业在经历了快速成长之后，必须进行价值链升级，而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产业升级是一条可行途径。我们认为可以利用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将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转移模式运用到我国国内东中西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中，从而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基于国内价值链分工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的动力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实现：第一是本地市场效应；第二是资本溢出效应；第三是动态学习效应。 1.本地市场效应
krugman（1980）[10]最早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指出了本地市场规模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波特在“钻石”理论中也阐述了市场需求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扩大内需条件下，我们认为本国市场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国市场巨大的需求规模为本土企业获取市场和终端销售能力提供了可能，多样化的需求层次为企业提高产品差异化创新和研发设计能力提供了需求支撑（见图1）。
murphy等（1989）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市场需求规模对发展中国家跳出“贫困陷阱”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本土市场是当地企业现有管理者所熟悉的市场，并且可能受到保护，沟通与运输成本也较低（瞿苑文，2007）[11]。本国市场会影响企业认知和诠释客户需求的能力，文化地缘的一致性与双方的互动使得当地企业可以较早地发现本国市场中的客户需求，并产生需求引致的创新，这是国外竞争对手所不能及之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竞争优势就可以从此产生（porter，2002）。在扩大内需背景下，消费能力和收入结构会发生变化，进而带动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企业一方面可以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增加地区间贸易往来，建立国内销售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在满足国内消费者特殊要求的同时创新出本土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塑造国内自主品牌，进而进入全球市场。可见，本地市场效应有助于增加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大规模更新改造生产设备，进行产业创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2.资本溢出效应
资本溢出效应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集聚效应，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将生产环
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后会通过追加投资，更新设备等方式对当地产业进行投资，流入的资本直接形成地区生产能力。这不仅弥补了落后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下经济不均衡发展中的资金缺口，而且可以有效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帮助其尽快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二是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是指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前后向联动性投资对承接地区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落户，必然会在当地进行原材料和服务采购，此时通过购买当地生产者的商品和劳务，与上游企业建立起前向产业关联，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企业为了开拓本地市场，建立国内营销网络时又会将其产品在当地销售，此时又会与下游企业建立起后向产业关联。当承接地不能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时就会带来联动性投资。在此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还可以学习到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企业生产率。此外，随着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增加，当地的市场竞争也会相应加剧，这会迫使生产加工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3.动态学习效应
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企业技术能力是动态的，知识的获得更新即学习过程是企业技术积累和发展的内在本质（张国胜，2011）[12]。产业转移过程中动态学习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东部企业在向中西部迁移过程会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学习到的知识技术运用到中西部地区，从而提高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会将总部的工程师派往中西部的生产企业，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从而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三是产业转移为东部沿海地区腾出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发展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从而进入价值链核心环节，培育产业升级所需的人才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后，由于集中主要资源发展核心环节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会迅速吸引同行企业加入到转型升级的行列中，从而又加快了产业转移的步伐，这种动态学习效应促使了服务业在东部地区不断积聚，而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积聚的“总部+生产基地”的本国产业分工格局。可见，通过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以及国内外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技术交流的动态学习提升了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三）不同价值链下产业升级路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下产业升级路径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gvc）下的产业升级对资金与技术的要求一般，产业升级的自主性较弱，属于依附性被动升级，由于需要动态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因此导致本国产业链的割裂，不能形成持续的产业竞争力。而在nvc下的产业升级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要求较高，产业升级的自主性也较强，属于自主性主动升级，由于前后项产业间的关联带动效应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保证了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 三、案例分析
中国本土企业在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来延伸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环节过程中，很多已经实现了升级。这些案例从产业层面上来看是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本部分选取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陶瓷产业三个细分行业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在价值链治理框架下讨论了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同价值链驱动模式下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 （一）案例选择
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具有多元性，其升级路径与价值链治理模式密切相关。gereffi（1999）[2]根据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主导者，将其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生产者驱动，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采购者驱动，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张辉，2004）[13]。本文选择的三个不同性质行业分别是：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陶瓷产业。其中，选择汽车产业是因为该产业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属于生产者驱动价值链
的典型代表。电子信息行业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属于购买者驱动价值链。陶瓷产业则属于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属于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同时，在三个产业中我们又选择了浙江吉利、深圳比亚迪、富士康、华为等多家代表性企业进行分析，因此该案例的选择具有产业代表性和企业代表性。 （二）案例讨论 1.汽车产业：市场拓展型转移与自主品牌 从我国汽车产业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内汽车产业先后探索了不同的升级路径和模式，经历由依附型合作模式到自主品牌发展的产业升级过程。本文以浙江吉利与深圳比亚迪汽车作为研究对象，它们都是我国本土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
吉利公司成立于1997年，现拥有60万发动机、60万辆整车和60万辆变速器的生产能力，拥有吉利自由舰、吉利远景、美人豹等八大系列30多个整车产品，其销售量从1998年的200辆上升至2009年的32.91万辆，年均增长率达96%，连续五年跻身中国汽车行业十强企业，被评为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产业50年来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江诗松、龚丽敏，2011）[14]。2003年在台州建立了主要生产制造基地，2006年1月，吉利在中西部地区的湖南建立了第一生产基地，4月又在兰州建立了兰州吉利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吉利自由舰系列轿车。此后，又相继开拓了浙江慈溪、四川成都、山东济南、广西桂林四大生产基地。为了打造自主品牌和开拓国际市场，2000年吉利在上海建立了集整车研发、制造和海内外销售为一体的一个重要基地。2002年，吉利的管理总部、营销总部和研发总部全部搬至杭州，并开始重视售后服务环节。于2005年在上海建立了汽车研究院，主要负责汽车整车的核心研发技术，研究院从2006年的300余人增加到2010年的1 700多人，建立了各种零部件实验室以及造型中心和工程分析中心。现已形成了以杭州+上海为研发和销售中心，兰州和湖南等中西部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的价值链分工格局。从2000～2015年的15年间，吉利先后通过技术引进和人才引进来保证产品的质量，改进产品生产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吉利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已经通过高效整合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实现了后发能力追赶和升级。 深圳比亚迪公司成立于1995年，控制着全球60%的镍电池与30%锂电池的市场份额。2003年比亚迪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公司，进入汽车行业。比亚迪集模具开发、整车制造、车型研发于一体，现有基地总产能达20万辆，2009年汽车销售44.84万辆，居自主品牌第二名。比亚迪已在国内建立了深圳坪山、西安、北京、上海、惠州、长沙、韶关七大工业园区。在自主创新方面，比亚迪在深圳设立了中央研究院、汽车工程研究院以及电力科学研究院，负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并通过电动汽车的技术研发，推出了适合低端消费群体高性价比的电动汽车。
通过对两家案例企业价值链组织管理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在市场进入上，定位于中低端市场。基于当前我国持续“哑铃型”的需求结构，中国消费者更青睐于低价节能型的产品。当一汽、上汽等合资品牌在高端市场进行激烈竞争时，吉利和比亚迪两家企业则从国内的低端市场做起。例如，吉利在进入市场之初就提出口号：“打造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推行低价策略，迅速抢占市场。对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的准确定位使得两家企业很快在汽车产业脱颖而出。
第二，在生产布局上，选择总部经济（东部地区）+生产基地（中西部）的模式。为了更好地节约成本，他们都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低成本制造的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了多个生产基地，而将研发、行销和管理总部放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具有信息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地区，通过组织价值链的各环节来控制成本以达到资源的最优整合。 第三，在技术提升上，采取技术并购、改进研发和人才引进等多种渠道。khanna（1998）认为技术并购更可能使合作企业成为伙伴关系，而不是利于冲突的关系，因此它使企业可以较容易分享内部知识、从而比市场交易更容易获取隐性知识。例如，吉利汽车在整车模块设
计上与韩国大宇、台湾福臻合作，并且全资收购了全球第二大变速箱公司。由于本土企业对本国消费者的偏好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它们会根据本国消费者的要求将跨国企业的成熟技术进行改进研发，使得生产的消费品日益多样化，其竞争优势也沿着价值链发生转移。针对高端需求市场，比亚迪与戴姆勒2010年以奔驰b级车为基础开发合资研发新型电动车。此外，kimura（2007）[15]认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学习。两家企业都从海内外引进专业化来提升学习能力，并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提高了生产效率。 我们认为要成为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中的“链主”，企业必须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开拓能力，而吉利和比亚迪则通过整合价值链和获取外部资源的方法实现了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及对终端市场的占领。
2.电子信息产业：成本导向的扩张式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高速成长，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但是主要采用“加工组装贸易”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们发现作为我国最大电子产品代工企业的富士康利润空间不断挤压，业绩连续下滑，在2010年大举内迁，先后在河北、河南、四川、湖南扩建生产基地，然而面临着同样的生存压力；同是位于深圳的国内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顶尖企业华为的业绩却迅速上升，仍然掌控着利润的高地，这主要是因为依赖于低成本优势起家的两家企业，选择了价值链中的不同位置，从而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深圳华为成立于1987年，起初只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代工企业，没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但是华为不满足于代工生产获得的微薄利润，而是不断获取技术上的赶超。1989年就开始自主研发pbx，1995年在北京成立研发中心，此后又在瑞典、美国设立研发中心，并与西门子、ibm、intel、摩托罗拉等成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华为之所以可以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主要因为：第一，一开始就重视自主创新，寻求核心技术的突破。华为的技术升级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吸收性研发、合作研发和创新性研发。在发展初期企业从事代工生产，基于资金与人才的限制，华为选择了吸收性研发来增强知识的获取，将代工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产品升级换代以及通信技术的研发中，通过付费获得试用专利的授权并进行仿制，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意识。在具备了一定的研发经验和能力后，又开始选择合作研发的模式，在与客户、跨国企业的竞争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中逐步提升研发能力，获取全球创新资源（见图2），最终培养了创新性研发能力。第二，以消费者需求驱动研发流程。在发展初期，技术在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上处于主导地位，近年来，消费需求同技术一样成为影响电子信息产业的决定性因素。当跨国公司在海外争夺欧美发达市场时，华为选择了进入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全球低端市场。准确的市场定位使得华为没有遭遇到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制，反而获取了前沿技术和消费者的最新信息。通过与当地客户、研发机构合作，明确了产品定位，提升了产品形象。第三，在出口产品上，华为没有像其他代工企业一样选择“贴牌出口”的方式，而是选择自主品牌出口来开拓海外市场。可见，华为凭借着对全球创新资源的配置整合以及自主品牌效应的创建，正在使自己逐步成为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领导型企业。 3.广东佛山陶瓷产业：“原材料导向+集群式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
广东佛山陶瓷生产历史悠久，被誉为“南国陶都”，形成了享誉国内外的陶瓷产业集群。迫于成本和资源环境压力，这种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产业已经不适合该地当前所处的工业发展阶段，为了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佛山陶瓷产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总体来说，大致经历了三次转移浪潮。第一轮是始于2000年，主要向四川夹江地区转移；第二次开始于2002年，主要向省内周边的清远、肇庆、河源等地转移；第三次是从2006年开始，以湖南
衡阳为起点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跟进。以江西为例，现已形成景德镇、九江、萍乡、丰城和高安五大陶瓷生产基地。
从这三次转移浪潮来看，佛山陶瓷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原材料导向与集群式产业转移两种模式（见图3）。一是“原材料导向辐射型”，即佛山陶瓷产业为了节约成本在省内周边城市的转移。在此模式下，佛山将陶瓷业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以后，开始集中资源培育陶瓷研发设计和会展中心、生态精品陶瓷生产基地，加大对陶瓷物流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整合，组织兴建并投入运营了华夏陶瓷博览城，形成了企业的营销中心。同时，注重通过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提升研发水平，并开始发展陶瓷装备制造业，促进了陶瓷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从而实现了向产业链两端高附加值的延伸，避免了产业转移之后转出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是“集群嵌入型”，即向省外四川、山东淄博的转移，企业不仅可以利用当地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还可以嵌入当地的陶瓷产业集群，借助当地营销网络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区域品牌。在此模式下，禅城陶瓷企业在西北部设立生产基地和分公司，将产业链融入到当地的产业集群中。一方面，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学习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性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这一创新会在产业内部不断地累积循环，从而提高了产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开拓转入地以及相邻地区的销售市场，提升“佛山陶瓷”的区域品牌效应。 （三）案例总结
以上三个产业升级路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总能力的快速增长。从需求层面来说，产业集聚为产品销售商、产品供应商提供了专业化的交易平台，可以扩大产品市场的需求范围。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由核心企业来带动配套企业的“抱团”式转移。因此，承接地应通过建立产业转移示范区，利用集群内企业的关联作用和规模经济，优化资源在国内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从而形成地区间累积循环效应。
第三，积极推进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改善基础设施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一体化通过要素流动和市场统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支持。一是要加快地区间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以缩短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以及国际市场的交通距离，引导资本、技术在地区间的扩散转移。二是促进地区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培育根植于产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对于承接地的企业来说，在“承接中学习”获得知识转移的过程中要迅速消化、吸收和提升，实现由原来的“干中学”到“研发中学”和“合作中学”，由“模仿学习”转变为“创新学习”，利用价值链的网络学习效应提升整个价值链的竞争力。三是完善市场机制，改善制度环境。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建设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提高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交易效率，使得各地区都可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分工，从而形成地区专业化分工―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