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20 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额至少在4600 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 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58％。北洋军政人员对金融业的投资量为数可观，如著名的“北四行”有三家（盐业、金城、大陆）是北洋系资本开办的，其他如中国、交通、中南、中国实业、新华商业储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银行都有他们的大宗股份。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天津的钱业一度发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属于北洋系资本；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天津有银号122 家，其中北洋军政人员开办的占10％，投资额在百万元以上。在天津经济界，北洋系军政人员资本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曹锟、黎元洪、周学熙、王占元、陈光远，仅倪嗣冲就达800 多万元。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 多家，投资额达300 多万元，他曾经担任过许多企业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有些弃官从商者，如周学熙、龚心湛、吴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颜惠庆等，在天津经济界颇有影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小李妈最讨张作霖的欢心，张每次滞津期间，必找小李妈陪着“斗十胡”，许多奉系军阀也就成为天宝班的上宾。
张作霖、鲍贵卿、孟恩远、张宗昌等人都从天宝班领出过妓女做姨太太。有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有披露。
天津租界里的赌场甚多，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比较著名的如同文俱乐部、泰安俱乐部、德国球房、吉拉枪场、安乐宫、回力球、赛马场，都是北洋军阀、政客及其眷属经常光顾出入之地。北洋财政总长张弧嗜赌若狂，在同文俱乐部曾经一个晚上输掉6 万元；奉系北京市长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场输掉了两所楼房；曹锟之子曹士嵩“压牌九”，一夜之间把5 所楼房全部输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商赛马场，1920 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一大社会新闻。热中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成逼利诱不出任伪职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22 年6 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
上赶下来以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足政坛。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徐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对外推说有病，从此不再出门，也不会客。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先后通过靳云鹏与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出任华北伪政权头目，均遭拒绝。1938 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劝其去北平协和医院做手术，徐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延误，转年6 月死于津寓。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奉系吉林省长张作相，“九·一八”事变以后避居天津，日本人派伪满财政次长洪维国专程来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下水”，被张严词斥退。此外，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廷桢（曾任察哈尔都统）、陆锦（曾任陆军总长）、朱启钤（曾任交通总长）等，都抵制了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