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栽培的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与旱地农业同时出现、南北并立的格局，是中国早期农业的一大特点。除了粟、黍、水稻之外，起源于中国的粮食作物还有稷和大豆等。历史悠久的农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持续供给的食物来源，使比较稳定的居住有了保障。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们聚族定居，形成最初的农耕聚落。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是早期农耕聚落的一个典型，姜寨遗址所呈现的共同耕作、平均分配的生活情景，表明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中华文明的起源
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文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人普遍以炎黄子孙自称。
最迟至距今5000——4000年前，中华大地文明的起源，已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其中，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部族迁徙、分和、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华文明融合、诞生的核心地区。
第2课 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说夏朝建立之前是“大同之世”，夏朝建立之后进入了“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的社会。
传说，禹在晚年暗中培植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杀死公举的继承人伯益，夺取权位，尧舜以来的禅让制由此遭到破坏。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式的王位继承方式，是国家产生后出现的现象。大约到夏中期之后，王位的更迭已看不见选举和罢免的痕迹，“天下为公”的禅让制遂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所替代。
从文献记载看来，夏朝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夏朝已设官分职，夏王的左右设有各种专职的文武官员。夏朝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设置了监狱，并制定刑法以镇压反抗者。
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究
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时间与地域上与夏朝最吻合的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量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夏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
第3课 商朝与青铜文化 内外服制（删） 青铜时代
著名的“司母戊鼎”等大型青铜器。
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专用于王室和贵族的礼典、祭祀等重要活动。青铜器物的大小、形制和数量组合，是器主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上还铸有浅浮雕的动物纹饰，商代人相信这些动物能帮助他们与祖先或神灵的沟通，以庇护其在世间的权力和财产。青铜器被赋予了沟通天地和支持政治权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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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比较成熟的汉字，它是商人在甲骨上用来记载占卜情况的古文字。从结构和造字法来看，甲骨文已经具备了汉字构成和使用的“六书”规律，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古文字。甲骨文真实地记载了商朝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状况，为我们探究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4课 封邦建国与礼乐文化 封邦建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军队发起对商的进攻，在商都郊外牧野打败商军，商纣王兵败自杀。商朝灭亡后，武王建立了周朝，定都镐，史称“西周”。
周朝建立后，为了对新征服的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创立了封邦建国体制。一方面分封已臣服的殷人后裔和原殷邦方国的首领；另一方面，以武力为后盾，将同姓诸侯分插到各地方国间，成为地方的政治中心，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功效。这种由周人新创的统治方式，不仅实现了对殷人的合围控制，也提高了王权的地位，周王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公“制礼作乐”（删）
第5课 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 社会大变革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北），洛邑在镐京的东面，后人把东迁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最深刻的变革来自于经济领域。以铁质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境内的空旷生地，不断被开辟为农耕熟地，耕地不能转让买卖的规定也逐渐失效。诸侯、卿大夫们竞相占地，列国间的战争也多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各国推行奖励农耕军功的政策，促进了自耕农和新型地主的产生。随着农业的发展，私人手工业、商业也活跃起来。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百家争鸣
当此社会转型之时，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士”最为活跃。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不同，思考方向各异，为治理社会、安定人心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方案，形成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灿烂的一页。先秦诸子的思想是我国后世学术思想的源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三家。
儒家学派兴起于春秋，由孔子创始。孔子发展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创造出“仁”这一核心观念，倡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为“礼”输入了新的生命力。孔子的“礼”和“仁”以造就理想人格为最高目标，试图以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方向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由“仁”发展出“仁政”。荀子重新解释孔子的“礼”，熔礼、法于一炉，其学生韩非、李斯由此而走向法家。后世儒家多认孟子为正统，奉为儒家的又一宗师，而视荀子为旁门别支。
法家兴起于战国初期。法家正面肯定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以提倡“法治”为特色，倡导激进的功利主义，主张实行君主集权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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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政者的欢迎。然而其提倡专制独断、严刑峻法等，消极面也十分明显。
道家以老子为始祖。道家对现实政治持绝对否定的态度，认为仁礼、法治都徒生是非，主张“无为而治”，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们鄙视世俗的物质享受，鄙薄财富权力的追逐。道家关于事物恒变、矛盾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6课 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从列国纷争到秦统一
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趋剧烈，强国不断拓展国土，弱国则逃脱不了被兼并的命运，最终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韩、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七国对周围小国的兼并和边地的开拓，完成了区域性的统一，为秦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战国初期，秦国数十年内乱不止，国势日弱，屡遭邻国入侵。被动挨打的局面，促使秦国变法图强，奋起直追。秦孝公即为后，任用商鞅，以富国强兵、兼并天下为目标，先后实行了废除井田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农耕、建县制和什五连坐等一系列法规。孝公死后，商鞅因政局变动而惨遭杀害。与其他各国改革的“人亡政息”不同，商鞅改革的制度得以继续，秦国也因此由弱变强，后来居上。
商鞅变法后，迅速强大的秦国开始发起对六国的兼并战争，历史步入了统一战争的进程。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先后兼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为了有效控制大一统的新局面，秦朝统治者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皇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央政府的最高官职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下设廷尉、治粟内史等诸卿，分工负责司法，财政等政务。丞相是百官之长，“助理万机”，一切军国大事均有皇帝裁决。
秦朝的地方政府为郡、县两级。郡下辖若干县，县下还设有乡、里等组织。乡设三老管教化，啬夫管听讼、收赋税。郡县的长官均由朝廷直接任命，郡县的属吏则由郡守、县令自行选用。秦汉时的基层属吏职权颇重，地方百姓尚有知啬夫而不知郡县的。
为了巩固新建的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造驰道与直道，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建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侵扰；开边移民，以充实边地实力；焚书坑儒，以统一思想舆论。秦虽短命而亡，但秦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却成为我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蓝本。
第7课 秦末农民起义 秦的暴政
秦统一后，百姓渴望社会安宁。秦朝统治者却忘乎所以，十余年间，不断动用民力：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造阿房宫、建骊山墓等，征用劳力数百万人。丁男不足，就征发女子承担转输的苦役。秦律名目繁多，诛罚苛刻，一人犯法，亲戚邻里都要连坐。秦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已远远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
秦朝统治者是大一统的胜利者，在长期群雄角逐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合统一后社会发展的需要。秦朝统治者不能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仍一味重功利、恃酷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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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普天之下民怨沸腾的局面。
秦始皇死后，少子胡亥受亲信赵高的唆使，伙同丞相李斯，篡改遗诏，夺取王位，是为秦二世。秦二世即位后，各地的反抗起义已风起云涌，然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争斗，大肆诛杀宗室朝臣，加速了秦朝的覆灭。 第一次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打败了项羽。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第8课 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汉承秦制
汉朝建立之后，政局初定，百废待举。汉统治者从皇帝制度、中央官制，到地方郡县制度，虽继承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政令施行宽简疏缓，与秦朝的急切苛刻全然不同。
刘邦看到秦短命而亡，认为这是由于秦未行分封而孤立无援。于是，在继承郡县制的同时，又封同姓王为诸侯，形成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局面。汉初同姓诸侯的封地很大，随着封国实力的增强，封国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明朗，最终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 布衣将相之局（删） 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黄老之学原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学派。它以道家为主，又兼采儒、法，主张守道尊法，礼法并用，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到汉朝初年，黄老思想既符合汉初人民厌恶战争、渴望社会安定的意愿，也与汉初统治者朴实谨厚的作风相一致。
文帝、景帝时期，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多次下诏减天下百姓的田租；又废除了秦朝留存下来的族诛、连坐等严刑苛法。这一系列轻徭薄赋、省刑约法的措施，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但豪族的势力也随之膨胀壮大，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凸显。
第9课 汉武帝时代 从“无为”到“有为”
汉武帝为加强皇帝集权，有意裁抑丞相职权，起用身边的亲信近臣，让他们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由皇帝与亲信近臣形成了宫廷的决策核心，称为“内朝”或“中朝”；而以丞相为首执掌政务的政府机关，称为“外朝”。汉武帝还创设刺史制度，由中央特派监察官员，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又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权力，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删） 西汉的盛世（删）
第10课 东汉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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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中兴
群雄争战中，南阳豪族刘秀伺机而动，招兵买马，异军突起，于公元25年登上帝位，重建汉朝，史称光武帝。因定都洛阳，位于旧都长安之东，历史上称“东汉”。 东汉的衰败
东汉后期，皇权日趋衰弱，逐渐失去对全国政局的有效控制，原因之一是地方豪强势力不断膨胀。当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不少豪强地主拥有“连栋数百，膏田漫野”的大庄园，驱使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经济上自给自足，非常富有。他们还组建“家兵”、“部曲”之类的私人武装，用以看家护院，称雄一方，并把持地方舆论，使家族声名远扬。有些名门望族还凭借精通儒学的文化优势成为官宦世家，甚至连续数代在朝中位居高官。这些豪强地主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后，对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构成巨大威胁。
第11课 割据与分立 三国鼎立
208年，曹操亲率20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歼灭孙、刘，平定天下。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刘备与孙权联合抗曹，双方在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隔江对峙。仅5万人马的孙刘联军，运用火攻，大获全胜，迫使曹操北还。随后，刘备进占四川，孙权进一步扩展了东南的辖区。
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汉建魏，定都洛阳，史称“曹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国号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史称“孙吴”。三国鼎立的格局最终形成。 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夏、商、周至秦、汉，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位于黄河流域地区。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与水平始终高于其他地方，东南沿海的闽、粤一带和西南山地的少数民族集聚区，社会经济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汉末的战乱集中发生在中原地区，北方人口被迫向长江流域以及更南的地区转移。由北向南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不仅使南方地旷人稀、劳动力匮乏的状况有所改观，而且使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经验向南传播，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各方为增强自己的实力，因地制宜，大力推动各业生产，促使地方经济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方地区，曹操曾在许县一带实行屯田，招募流民垦荒耕作的为民屯，命军队耕战结合的为军屯。后来，曹操又下令在辖区内广泛推行屯田，这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具有不小作用。
蜀汉境内，丞相诸葛亮在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推动煮盐、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他还致力于开发少数民族集聚的南中八郡（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区），想方设法改变山地运输的落后面貌。诸葛亮的各项举措对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吴占据的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铁冶炼、瓷器烧造等都有明显发展。滨海枕江、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也使造船技术日益进步。当时，东南一带的崇山峻岭中散居着众多古越人的后裔，称为“山越”。孙吴政权迫使他们出山，与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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