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有为而作”与自由“达意”
众所周知苏轼一生由于有着丰富而精湛的文艺实践，又有儒释道兼容的文化哲学修养，更具有文学艺术的自由创造精神，所以他的文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家。今天我将从苏轼儒家这一思想方面向大家讲述苏轼的“有为而作”与自由“达意” 在文学创作方面，苏轼即强调“有为而作”又主张自由“达意”。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说“先生之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时之过”这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强调文章反映现实的功能，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也反对道学家空谈道义。但是，苏轼又并不为这种尚用的思想所束缚，其有“为”而作的“为”，更多的是为“文统”的目的而非为“道统”的目的，更多的侧重在为“达意”而作。其《答王庠书》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认为文章应该“言必中当时之过”以疗救社会人生。但是苏轼的自由创造精神决定他并不为此类尚实用的思想所束缚，其所谓“有为而作”之“为”，也不尽指“言必中当时之过”和“有补于国”的实用目的。从他自身的创作实践来看，有为而作为更多的是指为“文统”目的而写作，即为自由“达意”而写作。
在苏轼看来，文学作品都是需要“达意”的。他在《策总叙》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天下之至言也”又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着，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而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苏轼变道为理为意，他认为理或意才是作文的内容与目的，强调文章以达意为主又有创造性意义，所以他反对文章思想雷同。他在《答张文潜书》中说，王安石的文章并非写得不好，但“患在于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
实则，尚意，是整个宋代诗文的风尚，已全不同于唐代重情的风尚了。把道学家理学家们的“道”，改变为“意”，乃因“意”比“道”更自由，更切近主体心灵，又比纯粹的“情”更深刻。对于怎样才能“达意”，苏轼发挥了孔子的“辞达”说，强调了意的主导地位，又认为“言止于达意”，所以只需“了然于口与手”，达意即可。
《答谢民师书》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此文中对这种辞以达意，“了然于口与手”的文辞表达是这样形容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表达，只有对要表达的事物穷形尽理，对将要运用的文辞烂熟于心，对艺术技法纯熟于手的艺术家才能做到，这就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境界。